为什么张爱玲红了，她的老师没红？
“言子夜进来了，走上了讲台。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那宽大的灰色绸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加显出了身材的秀拔。传庆不由地幻想着：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十有八九是像的，因为他是男孩子，和丹朱不同。”——张爱玲《茉莉香片》《茉莉香片》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和她所憎恨的家庭为背景写成的。对于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张爱玲惯于不发一言，而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在《茉莉香片》中，她想寻找父亲——她将留过学，身着中国长袍、热爱中国文学的言子夜，描写为主角暗暗倾慕的理想父亲。而这言子夜，其实正是张在香港大学求学时有知遇之恩的中文系教授，许地山。张爱玲说：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1939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大学文学院求学，当时她的中文系教授是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解聘，后由胡适推荐来到港大教书的许地山先生。在港大读了两年后，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沦陷。港大变成了临时医院，张爱玲担任看护，看尽人生百态。不久她返回上海，两年后创作了这篇苦楚的香港传奇——《茉莉香片》。而后世认为，文中的华南大学，就是香港大学，而言子夜教授，就是许地山的化身。许地山何许人也？或许你还记得那篇小时候上过的课文《落花生》，它当年可能因为需要背诵而被你嫌弃。而作者许地山的名字，恐怕早已被大家遗忘。几乎无人知道，这位不爱露锋芒的散文大家，不仅曾是张爱玲的国文教授，还是老舍的挚友，与茅盾等人创立过文学研究会。他在写作散文之余还创作过小说、诗作，翻译民间故事。中国现代小品文最初成册的书就出自他手。这位通才不但精于文史哲，还善琵琶、通梵文，对宗教研究颇深。可以说，称许地山为民国时期的大家并不为过。[许地山散文]蝉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雨珠，你和他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他了！蛇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磴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让我看见他，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的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我回来，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什么原故？”“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他，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妻子说：“若你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但我心里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他伤了我，便是我伤了他。许地山曾说，凡美丽的事物，都是这么简单的。他写着关于蝉和蛇的寓言，关于梨花和老妇人的故事。短短数篇，禅意尽现。笑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因为我妻子心爱的一样东西让我找着了，我得带回来给她。一进门，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老妈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对妻子说：“相离好几天，你闷得慌吗？……呀，香得很！这是从哪里来的？”“窗棂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吗？”我回头看，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钵上开着。我说：“这盆花多会移进来的？这么大雨天，还能开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啊！……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的香气。”我们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我还往下问：“良人，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让我闻一闻。”她说时，亲了我一下。小丫头看见了，掩着嘴笑，翻身揭开帘子，要往外走。“玉耀，玉耀，回来。”小丫头不敢不回来，但，仍然抿着嘴笑。“你笑什么？”“我没有笑什么。”我为她们排解说：“你明知道她笑什么，又何必问她呢，饶了她罢。”妻子对小丫头说：“不许到外头瞎说。去罢，到园里给我摘些瑞香来。”小丫头抿着嘴出去了。从孩子间的懵懂感情，到恋人间的你侬我侬，许地山笔下的爱情，或朦胧可爱，或深情可叹。在那群情激昂的年代，要么像苏曼殊那样愤懑地遁入空门，要么像茅盾那样积极地投身革命。如许地山这般“不合时宜”，注定被边缘。“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不知你还是否记得那篇《落花生》里的这句话。正如他笔下的花生一样，许地山从不是什么英雄。在世人眼中，他的扮相稍显古怪：头发长长、蓄着山羊胡，大拇指上戴一枚白玉戒指，常年穿着可能是自己做的土黄色对襟长衫，一点不像留洋多年之人。在好友老舍的记忆中，许地山分外可爱，永远不会说“不”。“去伦敦买黄花木耳？好！模仿小脚老太打高尔夫球？好！给一个小副刊写文章？好！”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谅解：“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学生当众顶撞他，他温和地化解：“好哇，好哇，你说说看！”许地山待人接物极其真诚，去世时有人感叹：“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而这与世无争的外表下，其实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和责任感。有官员前来劝阻他不要推行新文字运动，他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全面抗战爆发，他二话不说上街演讲；他信奉基督教，但不妨碍在小说中质疑上帝。显然，这位看似超然的好好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忘情世事，不过是借文字来平衡心灵。而这种选择其实是20世纪初西方文明闯入后，传统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生活的期间很短，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当时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许地山在49岁时英年早逝，他没有红过。他所处的时代太过于兵荒马乱。他像落花生一般被散落在了民国时期。他没有犀利的文风和革命的热血，他始终是留有余地的；他也没有退隐的消极，他终究是有情人。“以入世的精神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这让他无法在抗战年代家喻户晓，可惜吗？但其实许地山也没想要红。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写文的时候，每觉得笔尖有鬼。有时明知写出来不合时宜，会挨讥受骂，笔还是不停地摇。有时明知写出来人会欢迎，手却颤动得厉害，一连在纸上杵成无数污点。”他不会为了要“红”而写作，他的赤子之心从未变过。郁达夫曾说：“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后来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而集这么多学问家于一身，在现代作家中也是罕见的。”正是中国文学的赤诚之心深深地感染了张爱玲，而后者也在时代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最后许地山将自己的思想和学识幻化成一篇篇空灵幽远、有独特气质的散文，在民国璀璨群星之中，成为一颗闪着微光的文化遗珠。在他去世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满足于快速阅读、迷失于城市纷杂，我们却相信这颗明珠仍不会消失，这些空灵、真诚又不乏妙趣的优美散文可能不会大红大紫，但就这样在一个冬日被你发现，喜爱，然后长存心中，足矣。这是一本可反复品读的散文集。希望许先生返璞归真又不乏妙趣的文字，让你的严酷冬日因有此书相伴而少一分寂寥与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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