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文志异
吾读古今之文，倏然觉其有异：先秦两汉之文，皆志在宇宙、天下，如《易经》、《尚书》、《左传》，如孔、孟、老、庄、韩、荀皆然。其文皆“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或“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司马迁亦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文雄深雅健，逸气纵横，汉之后，无可至之者也。
唐人之文尚能继踵前贤，先秦之文如海洋之莫测，唐文如江河之奔腾。然韩愈、柳宗元辈，其志仍能在天下国家也。如《原毁》、《杂说》、《师说》、《进学》；如《捕蛇者说》、《三戒》然。
宋人之文志多在一院一寺，大者亦不过一山一水而已。如东坡《承天寺夜游》，如欧阳修《醉翁亭记》然。
明人之文仅在一室一斋而已。如归有光之《项脊轩志》，如袁宏道之《山居斗鸡》，如陶望龄之《也足亭记》。江河日下，池水将涸，无复当年光景也。
唐人以天下为花园，请人以花园为天下，请文如之。请人之文志仅在花草，美人而已，如张潮之“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是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不可以无藤蔓......”又云：“红裙不必通文，但须得趣”，“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赏花宜对佳人”云云。如郑板桥《诗序》云：“古人以文章轻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幕颜色......”其《自叙》又云：“......又好色，由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
池水以涸，苔草不生。今人之文，则错乱而无旨，鲜见时代特色；有之，乃拜金也。
又，远古、中古之文，意在治化，“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务当有补于世而已也”。至周亮工尚云：“吾辈笔墨，不可不慎也。”然今人之文，全在败坏时俗，误人子弟，以色情鄙语乱天下。
吾尝为文曰：我原天公重抖擞，多降天杀星与黑旋风，扫荡文坛之龌龊，驱逐平庸与卑俗。方能开启新风，再造高雅。
使今之为文者皆关切时代之命运、人类之前途，则文可复兴，时代特色亦在其中矣。先见时代特色，然后再有个人之特色，乃可有大家兴焉。否者，仅有花样，而非可由风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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