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不淡定的中国人
淡定是什么？不争，不抢，不急，不躁，是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纵观过去到现在的中国人的行为，往往是不淡定，比如，处处可见的插队，中国式过马路，暴发户式的炫耀，无时无刻的迟到……这些不淡定，深深地烙印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成为一种独特的国民性征。梁实秋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种不淡定的表现，用浅幽默、淡批判的文笔将之描述出来，犹如一面镜子，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对镜自省。说国民性，不必如鲁迅和柏杨一样下笔太狠太损，其实，不淡定才是最恰当的定义。梁实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学者、文学批评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近年以来，中国人似乎越来越高调了，世界各地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尤其是各个奢侈品店，各个旅游景点。中国人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然而露脸得越多，却也多了很多丢脸的机会。国内外很多媒体上，总是能看到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批评，面对这些行为，这些相关的批评，很多中国人都不淡定了。提到中国人的不淡定，很多人也许得不出具体的定义。但是，提到随地吐痰，没有时间观念，排队经常插队，过马路不等红灯，嫉妒成功的人，虚伪等等，中国人不淡定的形象便丰满起来，进而跃然纸上了。所谓淡定，便是不争，不抢，不急，不躁，反之，与这些行为相反的表现便可以统统称为不淡定了。在淡定的反向表现上，国人的案例实在太多，不一一列举。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总是绕不过两个人，前者是鲁迅，后者是柏杨。鲁迅与柏杨都是非常著名的杂文家，在看待国民性时都有一针见血的洞见，但是，鲁迅失于过狠，柏杨失于过损，都有些过犹不及的味道。梁实秋谈国民性，则显得温和许多，现象还是一样的现象，观点也是类似的观点，鲁迅和柏杨说出来，纵然觉得他们说得对，但是又觉得被扒得赤裸裸的，不免尴尬，或被刺得鲜血淋漓，疼得要命。梁实秋与鲁迅笔战时，有不输于鲁迅的犀利和严谨，但除了笔战之时的犀利，平时的他更多的是一个雅士，而非鲁迅一般的斗士。这使得他的杂文，在犀利之外多了一些温和，多了一些宽容，反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我们现在看中国人的种种不淡定之处，似乎觉得习以为常，甚至有些不以为然，以至于很多人会认为“反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继续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或者“有点坏毛病而已，无伤大雅，不必一直都说吧”。而事实上，中国人在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形象一直不佳，曾经的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不淡定之处，依然在不断地刷新着大陆之外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不淡定形象的恶感。严格做到完美的淡定，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很多所谓不淡定的行为已经深入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中，甚至骨髓中了。消除这些不淡定，需要多年的不断改变，不断淡化这种“传承”下来的不淡定，需要很多代中国人的努力。梁实秋笔下的中国人，是21世纪以前的中国人，近的离现在三四十年，远的离现在七八十年，严格说起来，好像不能等同于现在的中国人，但是，细看他笔下所写的现象，细看他所描绘的当时人体现出来的心态和性格，与现在的中国人一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年代变了，但是国民本性还是大同小异，这也便是为什么被称作国民性的原因吧。在《不淡定的中国人》这本书中，“写的是当年，说的是当下”，便是因为这本书的超时代性，跨时代性，就像乐嘉的《本色》所宣传的“写的是我，说的是你”一样，概因同国同民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个共性超越时间，超越地域，超越性别，存在于不同人之间的血液中。所以，从梁实秋笔下的中国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我们当下的性格，当下的缺点，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对镜自省”。当逐渐改正了这些缺点，从不淡定变得淡定起来时，我们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完美了起来，我们中国才是真正强大了起来。“民权初步”讲的是一般开会的法则，如果有人撰一续编，应该是讲排队。如果你起个大早，赶到邮局烧头炷香，柜台前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休想能从容办事，因为柜台里面的先生小姐忙着开柜子、取邮票文件、调整邮戳，这时候就有顾客陆续进来，说不定一位站在你左边，一位站在你右边，也许是衣冠楚楚的，也许是破衣邋遢的，总之是会把你夹在中间。夹在中间的人未必有优先权，所以，三个人就挤得很紧，胳膊粗、个子大、脚跟稳的占便宜。夹在中间的人也未必轮到第二名，因为说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长臂猿似的伸出一只胳膊，越过你的头部拿着钱要买邮票。人越聚越多，最后像是橄榄球赛似的挤成一团，你想钻出来也不容易。三人曰众，古有明训。所以三个人聚在一起就要挤成一堆。排队是洋玩意儿，我们所谓“鱼贯而行”都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做的动作。《晋书·范汪传》：“玄冬之月，沔汉干涸，皆当鱼贯而行，推排而进。”水不干涸谁肯循序而进，虽然鱼贯，仍不免于推排。我小时候，在北平有过一段经验，过年父亲常带我逛厂甸，进入海王村，里面有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以及临时搭起的几个茶座儿。我父亲如入宝山，图书、古董都是他所爱好的，盘旋许久，乐此不疲，可是人潮汹涌，越聚越多。等到我们兴尽欲返的时候，大门口已经壅塞了。门口只有一个，进也是它，出也是它，而且谁也不理会应靠左边行，于是大门变成瓶颈，人人自由行动，卡成一团。也有不少人故意起哄，哪里人多往哪里挤，因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父亲手里抱了好几包书，顾不了我。为了免于被人践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挤了出来。我从此没再去过厂甸，直到我自己长大有资格抱着我自己的孩子冲出杀进。中国地方大，按说用不着挤，可是挤也有挤的趣味。逛隆福寺、护国寺，若是冷清清的凄凄惨惨觅觅，那多没有味儿！不过时代变了，人几乎天天到处要像是逛庙赶集。长年挤下去实在受不了，于是排队这洋玩意儿应运而兴。奇怪的是，这洋玩意儿兴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有蔚成风气。长一辈的人在人多的地方横冲直撞，孩子们当然认为这是生存技能之一。学校不能负起教导的责任，因为教师就有许多是不守秩序的好手。法律无排队之明文规定，警察管不了这么多。大家自由活动，也能活下去。不要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民族性，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嗖”的一声着着实实地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地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我对此事的感想很复杂。不排队的人是应该挨一鞭子，只是不应该由日本人来执行。拿着鞭子打我们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没有人肯对不排队的人下那个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爱，开始是劝，继而还是劝，不听劝也就算了，大家不伤和气。谁也不肯扬起鞭子去取缔，觍颜说是“于法无据”。一条街定为单行道、一个路口不准向左转，又何所据？法是人定的，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便应该有什么样的法。洋人排队另有一套，他们是不拘什么地方都要排队。邮局、银行、剧院无论矣，就是到餐厅进膳，也常要排队听候指引一一入座。人多了要排队，两三个人也要排队。有一次要吃比萨饼，看门口队伍很长，只好另觅食处。为了看古物展览，我参加过一次二千人左右的长龙，我到场的时候才有千把人，顺着龙头往下走，拐弯抹角，走了半天才找到龙尾，立定脚跟，不久回头一看，龙尾又不知伸展得何处去了。我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秘密：洋人排队，浪费空间，他们排队占用一里，由我们来排队大概半里就足够。因为他们每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通常保持相当距离，没有肌肤之亲，也没有摩肩接踵之事。我们排队就亲热得多，紧迫盯人，唯恐脱节，前面人的胳膊肘会戳你的肋骨，后面人喷出的热气会轻拂你的脖梗。其缘故之一，大概是我们的人丁太旺而场地太窄。以我们的超级市场而论，实在不够超级，往往近于迷你，遇上八折的日子，付款处的长龙摆到货架里面去，行不得也。洋人的税捐处很会优待主顾，设备充分，偶然有七八个人排队，排得松松的，龙头走到柜台也有五步六步之遥。办起事来无左右受夹之烦，也无后顾催迫之感，从从容容，可以减少纳税人胸中许多戾气。我们是礼义之邦，君子无所争，从来没有鼓励人争先恐后之说。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也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我小时候只知道上兵操时才排队。曾路过大栅栏同仁堂，柜台占两间门面，顾客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多半是仰慕同仁堂丸散膏丹的大名而来办货的乡巴佬。他们不知排队犹可说也。奈何数十年后，工业已经起飞，都市人还不懂得这生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项目？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是量波操盘的确认要点 中国人是不怎么谈定的。 中国人是不怎么谈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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