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法则帕累托法则又称80/20法则，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发现的，最初只限定于经济学领域，后来这一法则也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深为人们所认同。帕累托法则是指在任何大系统中，约80%的结果是由该系统中约20%的变量产生的。例如，在企业中，通常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项目或重要客户；经济学家认为，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心理学家认为，20%的人身上集中了80%的智慧等。具体到时间管理领域是指大约20%的重要项目能带来整个工作成果的80%.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工作的头20%时间会带来所有效益的80%.帕累托法则对我们的启示是：大智有所不虑，大巧有所不为。工作中应避免将时间花在琐碎的多数问题上，因为就算你花了80%的时间，你也只能取得20%的成效，出色地完成无关紧要的工作是最浪费时间的。你应该将时间花于重要的少数问题上，因为掌握了这些重要的少数问题，你只花20%的时间，即可取得80%的成效。工作中我们要学会“不钓小鱼钓鲸鱼”，如果你抓了100条小鱼，你所拥有的不过是满满一桶鱼，但如果你抓住了一条鲸鱼，你就不枉此行了。 80/20法则也被推广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且深为人们所认同。例如，在企业中，通常认为它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项目或重要客户；经济学家认为，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心理学家认为，20%的人身上集中了80%的智慧；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认为，在任何大系统中，约80%的结果是由该系统中约20%的变量产生的。“80/20”原理对所有人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避免将时间花在琐碎的多数问题上，因为就算你花了80%的时间，你也只能取得20%的成效：你应该将时间花于重要的少数问题上，因为掌握了这些重要的少数问题，你只花20%的时间，即可取得80%的成效。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1848—1923）就发现了揭示80/20法则的范例。他的发现被冠以多种称呼，包括：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80/20准则、省力原则、失衡原则等。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它称为80/20法则。这一法则潜在地影响了许多成功人士，特别是商界精英、计算机专家和质量工程师。这一法则已经帮助人们塑造了一个现代化世界。然而，它现在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秘密。即使是那些百里挑一的能理解并运用
80/20法则的行家们，也不过仅仅发现了它的冰山一角而已。
那么维尔弗雷德·帕累托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在偶然对19世纪英格兰地区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模式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被抽样调查的人里，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也许这还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是，他同时发现了另外两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在某一群体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即总相关人口的百分比）与这一群体所享有的收入或财富之间存在一种恒定的数量关系。简而言之，如果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那么你便可以确切地推测出10％的人拥有65％的财富，或者说，5％的人拥有50％的财富。其中，百分比并不是关键，关键是相关人群中财富分配呈现出一种可预见的失衡。
另一个让帕累托激动不已的发现是，在他观察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的相关数据时，这种失衡模式持续性地重复出现。不管是观察英格兰地区早些时期的数据还是其他国家同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可用数据时，帕累托都发现了这一反复出现的相同模式，而且极其精确。
这是一种奇异的巧合，还是一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发现？如果把这一模式应用于财富或收入之外的其他相关数据，它是否还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帕累托是个了不起的创新者，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考察过两组数据的相关性——在这一案例中，帕累托将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与工薪族或财富所有者的数目进行了比较，并且对比了这两组数据间的百分比。（现在，这一方法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借助这一方法，商学和经济学都实现了重大突破。）
遗憾的是，尽管帕累托认识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和广泛适用性，但他并没有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而是转而研究一系列颇吸引人但却异常杂乱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以研究社会精英为中心。晚年，帕累托又摒弃了这些社会学理论，归附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80/20法则也因此沉寂了一个时代。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法则的重要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同时代但风格完全不同的理论先驱才开始推动80/20法则迅速发展。
1949：齐普夫的省力原则
其中之一就是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乔治·齐普夫（George K.Zipf）。1949年，齐普夫发现了“省力原则”，这实际上是对帕累托法则的再发现和详尽阐述。“省力原则”认为，各种资源（人力、货物、时间、技巧以及其他任何生产性资源）都存在一种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最小化工作量的趋向，因此，大约20％-30％的资源占到与这一资源相关生产活动的70％～80％。
齐普夫利用人口统计、文献、语言学知识及行业行为来展示这一失衡模式的持续性重现。例如，他分析了1931年费城20个街区的结婚证发放情况，发现70％的姻缘是在那些相距约6个街区的人们之间结成的。
顺便一提，齐普夫还用另一法则证明杂乱无序的合理性，从而为散乱的书桌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即使用频率较高的东西更靠近我们。因此，聪明的秘书早就知道常用的文档不必归档。
1951：朱兰的关键少数原则与日本的兴起
另一位推动80/20法则发展的先驱是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生于1904年的罗马尼亚裔美国工程师约瑟夫·摩西·朱兰（Joseph Moses Ju—ran）。他是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间质量革命的幕后功臣。在他口中，80/20法则有时叫做“帕累托法则”，有时叫做“关键少数规则”，成了追求产品高品质的同义词。
1924年，朱兰加入西屋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即贝尔电话公司的生产性分支机构，开始了他的工业工程师生涯。之后，他成为业内第一位质量管理咨询师。
他的伟大成就在于结合其他统计学方法，运用80/20法则发现产品的质量缺陷并提高其可靠性、改进其品质。朱兰的《质量控制手册》于1951年出版。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书中他高度赞扬了80/20法则：
正如朱兰对质量损失所做的观察一样，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财富分配也是不均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犯罪行为与罪犯的分布、意外事故与危险活动的分布等等。帕累托的不平衡分布规律同样适用于财富分配和质量损失分布。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美国大企业家对朱兰的理论感兴趣。1953年，他应邀赴日本讲学，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朱兰留下来帮助一些日本公司改进了它们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也只有在1970年之后，当日本工业发展对美国工业构成的威胁日益明显时，西方国家才开始重视朱兰的理论。随之，朱兰得以回到美国，推动美国工业界开展了他曾在日本进行的改革。在朱兰的倡导和实践下，80/20法则成为全球质量管理革命的中心。
20世纪60～90年代：运用80/20法则取得的成就
IBM是最早、最成功发现和运用80/20法则的公司之一。正是在IBM的带动下，20世纪60—70年代间成长起来的大多数计算机系统专家都熟悉了这一法则。
1963年，IBM公司发现，一台电脑大约80％的工作时间是在执行大约20％的程序代码。该公司立即更新了它的操作软件，使这20％的程序代码更易于操作、更人性化。通过这一改革，在大多数应用领域，IBM公司的电脑比其竞争对手的产品更加高效、快捷。
其他研发第二代个人电脑和应用软件的计算机公司，像苹果、莲花和微软等也在研发过程中运用了80/20法则。这就使得它们的电脑产品更便宜也更好用，从而极大地方便了新一代客户，包括原先对电脑敬而远之的“电脑盲”。
赢家通吃
帕累托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针对超级巨星和职业领域极少数成功人士天文数字般不断增长的收入争论声渐起，80/20法则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大导演斯皮尔伯格1994年一年进账1.65亿美元。身价最高的出庭辩护律师约瑟夫·杰米尔（Joseph Jamial）的收入是9 000万美元。当然，只有有竞争力的少数导演和律师才能拿到如此高的薪酬。
整个20世纪见证了人们为实现收入平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不平均的，它试图削减某些人的收入，而使另一群体的收入迅速增加。以美国为例，1973年到1995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约36％，但非管理阶层的工人群体收入却下降了14％。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收入为处于社会上游的20％的人占有，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中1％的人获得了64％的增长性收入。在美国，股票所有权也集中于一小部分家庭。5％的家庭拥有约75％的家庭净资产。美元的作用也呈现出类似效应。几乎50％的世界贸易以美元结算，远高于美国对外贸易所占世界出口额的13％。全球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是64％，而美国GDP与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0％。如果不采取连贯性政策“对症下药”，那么80/20法则将会重复出现。
80/20法则何以如此重要
80/20法则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的反常规性。我们习惯于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同等重要。例如，所有的客户都同样重要；每一笔生意、每一件产品、每一份销售收入都很有价值；所有的公司职员几乎都无可替代；每一所大学都很优秀；甚至于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非常重要；对我们而言所有的朋友都是有益的；我们也应当对所有的咨询或者来电访问一视同仁；此外，所有问题都有一大堆原因，因此没有必要区分其中一小部分关键性因素；所有的机会都大致同样宝贵，因此我们不应当放弃任何一个。
我们习惯于认为原因或者投入与结果或产出之间是对半分成的。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事情的因果会有一个相对的平衡——有时的确如此。但是，这种深入人心的“50/50谬论”却极不准确也极具危害性。80/20法则主张，当我们考察或者分析因果相关的两组数据时，最有可能得到的结论是存在一种不平衡模式。这种不平衡可能是65/35、70/30、75/25、80/20、95/5、99.9/0.1，或者是这些数据之间的任意一种组合（或者是任何一个组合）。不过，进行比较的这两个数之和却未必等于100。
80/20法则还认为，当我们知道了原因和结果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很可能会惊讶于它们之间巨大的不平衡性。不管这种不平衡性达到何种程度，它都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主管们可能早就预感到经营某些产品会比经营其他产品更赚钱，但当了解其中真正的差异之后，他们仍会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哑然失声。再比如，教师们可能认为他们班上大多数违纪或者逃课行为是一小部分学生干的，但如果认真分析记录，就会发现违纪行为与违纪学生数量之间的不平衡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我们有时也会感到某些时段的时间比其他时段更加宝贵，但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投入和产出就会发现二者间的差距异常巨大。
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80/20法则？因为不论你是否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一法则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都有着广泛应用。理解80/20法则可以使我们对身边的事情有更深入的认识。
本书的最高宗旨在于告诉诸位：学会运用80/20法则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人人都能够生活得更加高效、更加幸福；每个营利性公司都能赚取更高的利润；所有非营利性组织都能向社会提供更多服务；每届政府也都能够为人民谋取更多福利；每个社会成员和团体都有可能以更少的付出和投入获取更多的收益、避免损失。这一进步的核心是一种替代过程。在某些特殊场合弃用或者少用作用效果不明显的资源，而尽可能多用一些能发挥巨大作用的资源。每一种资源都能得到最佳配置。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弱势资源都能够像强势资源一样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
几百年来，商业经营和市场运作已经将这一替代效用发挥到了极至。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发明了“企业家”一词。他认为“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低下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相对高的领域”。但很有意思的是，80/20法则也指出商业经营和市场运作远未实现这种最优化的结果。例如，这一法则认为20％的产品、客户和雇员实际创造了80％的利润。如果确有其事——各种详细调查研究也证明了确实存在这种极度失衡模式——那么，这意味着市场运作离高效或者最优仍有相当差距。这一情形表明：80％的产品、客户或者雇员仅仅贡献了20％的利润；仍存在很大的浪费；由于大量低效率资源的存在，公司大部分高效资源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如果能够卖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雇用更多高素质的职员或者吸引更多的顾客群（或让顾客愿意多买公司的产品），那么利润就会成倍增加。
在这一情形下，有人肯定会问：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生产那些仅能创造20％利润的80％的产品？但很少有公司经营者会这样问，也许他们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将做出非常偏激的行为：停止公司的绝大部分生产活动。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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