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韩志国 李志林：认清争论之实质寻找最大公约数
今年前5个月，有103家大股东进行顶格式减持和清仓式减持，几十亿到手便告别了实体经济。今年前5个半月高速发行了220只新股、融资1400亿，而股市市值却损失了6万多亿。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不能不认识到“加速IPO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伪和虚假，不能不认识到证监会在IPO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走偏！李志林：认清争论之实质 寻找最大公约数 (2017-06-17 07:11:31)转载▼
06.17忠言周评：认清争论之实质 寻找最大公约数
自4月份以来发生股灾4.0版之后，近一个月以来，市场围绕着IPO大跃进问题，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大争论、大辩论。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无尽扯掰、各自对仗，难明是非。每天都有新鲜的内容，吸引了亿万投资者的眼球。
这是全民资本市场意识的大觉醒，投资理念的大洗礼，民主化程度的大提高！
尤其上周末证监会核发新股额度从10个→7个→4个，又恢复到8个，于是，市场的争论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本周大盘随之跌了35点，又收出了周阴线。
一、这场大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搞IPO大跃进对，还是不对？
监管层、四大证券媒体，以及IPO利益链上相关人士一致认为：加速IPO常态化，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将这种大跃进加以“常态化”。
站在二级市场广大投资者利益一方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股市只用了27年，就达到3200家上市公司，相当于又117年历史的美国道琼斯市场的规模，这本身已经是罕见的扩容大跃进。尤其是在2015年罕见股灾发生后不到2年，市场从5178点——2638点，现刚刚恢复到3000点以上，就迫不及待地搞每周发10家新股的全世界股市都前所未有的扩容大跃进，这显然是不顾市场实际、超越客观条件、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冒进和极“左”行为，必然会象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那样，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2、加速发新股果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吗？
赞成方将这一有文件出处的提法，作为加速IPO最振振有词的理由，似乎让人无法反驳。
但是，另一方则认为：适度的IPO，从严质量标准的IPO, 支持一批扎扎实实、长期从事实体经济、并有做大做强雄心的企业IPO，确实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但是，事物一旦过了度，就会走向方面。当人们发现，今年前5个月就有103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上市没几年，就进行顶格式减持、清仓式减持，几十亿资金到手，便告别了实体经济的事实，惊诧于今年前5个半月高速发行了220只新股、融资1400亿，而股市市值却损失了6万多亿这个得不偿失的数据，，不能不认识到“加速IPO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口号的虚伪性和脆弱性。
3、加速IPO真的是让更多的优质企业上市吗？
诚然，股市是需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是需要不断注入优质上市公司的新鲜血液的。
如果真的像有些人所说，新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优质公司，那倒也罢了。
严重的问题在于：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2016年至今上市的453只新股中，已有34家、占比7.51%的公司，今年一季报出现亏损；有107家、占比23.62%的公司，一季报业绩大幅下滑。二者合计，劣质企业混迹上市比例高达31.13%，为27年股市历史上绩差新股比例之最。
这就把“加速IPO是让更多优质企业上市”的假面具撕得粉碎。这显然是成百上千家企业策马扬鞭、千军万马抢着过IPO独木桥的扩容大跃进，管理层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没精力监管和放松监管所导致的必然恶果。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质量就会越来越差，所谓“要命3000”，必然演变为“要命4000”的更大灾难。
4、市场关于适度放缓IPO节奏的要求有错吗？
有人先是用偷换概念命题的手法，把广大投资者要求适度放缓IPO节奏，变成了“要求暂停IPO”，加以大张打伐。当被指正后，继续把矛头指向了市场“适度放缓扩容节奏”的诉求，指责其“用心歹毒”，“是我们和我的敌人”。
而亿万投资者则认为：牛市和市场行情火爆时，可多发新股，熊市和市场低迷时，应少发新股；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管理层的调控艺术。
就像汽车开得速度过快时，就容易出车祸，于是交通部门就制定了限速规定；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必然会引发资金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引发环境污染、通货膨胀、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随后政府要搞供给侧改革一样，股市若扩容速度过快，也同样会从量变到质变，引发股灾和金融风险，损害实体经济，因而，理智的管理层也必须对IPO扩容加以限速。近期市场强烈要求放缓IPO，非但没有错，而且合情合理
5、股市下跌真的与IPO加速无关吗？
本周一，四大主流证券媒体同时发文，再次众口一词地称：股市下跌是由股市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与IPO加速无关。引起市场一片讪笑。
因为，他们都是监管层用行政权力钦定的上市公司发布招股书、上市报告书以及日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本身就违反了总理所一再反对的政府部门利用权力要求企业向某部门缴费的规定。拿了别人的东西手短，吃了别人的东西嘴软，因此，四文所言，就变得毫无公信力和说服力。
而绝大多数投资者，包括很多没有经济、金融专业高学历的人士，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都懂得一个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当供大于求时，价格必然下跌；每周发10家新股、一年发500家新股，股市必然被吓瘫掉。
如果连这个起码的常识都不愿意承认，连市场资金对加速扩容的承受力都毫不考虑，还闭着眼睛说瞎话，公然予以否认，那么，显然是失去了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客观、独立和良知。
6、加速IPO可证明A股市场估值太高、泡沫太多吗？
有人认为，既然现在新股上市后还接连涨停，至今还没有一个新股破发；既然A股的中值还高达70倍市盈率，100倍市盈率的个股有1000多个，就表明，目前A股市场的估值太高、泡沫过多。因此，加速IPO是很有必要的“挤泡沫”良药。并把市场反对IPO大跃进的人，说成是“民碎主义”，“高估值和泡沫的卫道士”。
但站在客观公正立场的理性人士则认为，对A股的价值判断，必须用科学的比较法。
一是纵向比较。即与历史上A股的低点比较。如2005年的998点，2008年的1664点，当时估值是21倍市盈率左右，而现在只有17倍。
二是中外比较。美国道琼斯指数是按30个成分统计的估值是18倍市盈率，香港恒生指数是按33个样本股统计的估值是16倍市盈率，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是按所有股票加权平均统计的市盈率，才17倍。显然中国股市的估值是比国际成熟股市都更低的。
三是相同参照系比较。如果是采集成分股进行估值比较，那么，与道指和恒指估值具有可比性的，应该是上证50指数，只有11倍市盈率，也是全世界最低估值。如果认为A股中值70倍市盈率作为估值过高、泡沫太多的依据，那么，就请拿出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的中值市盈率，以及加权平均市盈率。这种一一对应的进行，才符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才有说服力。
要说高估值的滥股，香港股市的仙股，不要太多哦！可惜，人家从来不统计这两个估值指标，又为何单拿A股来说事呢？
如果说11倍市盈率的上证50指数，13倍市盈率的沪深300指数，加权平均17倍市盈率的上证指数，还算估值太高、泡沫太多，并且作为加速IPO的理由的话，那么请问：现半数股票已跌破了股灾3.0版的底部2638点的股价，如果这是跌得合理的话，那么，两年前开始，政府在3700多点、3500多点、2850点、2638点派国家队来救市，岂不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半数跌破了2638点价位的高成长的中小盘股都没有价值，那么请问，2015年4月13日两大最权威媒体，发出《4000点只是牛市新起点》的评论文章，岂不是疯了？！响应两大媒体号召、在4000点上方蜂拥入市的广大投资者的巨额亏损，该向谁去评理、去索赔哪？！
至今还在用泡沫太多来为IPO大跃进找借口的人，对广大亏损累累的中小投资者来说，是否太残忍了点？
7、到底谁是改革必须打破藩篱的“利益集团”？
“改革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这是主席改革论的核心观点。
所谓“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指：地位显赫、占据强势、获利最大、抱成团的利益一致方。
股市中的“利益集团”便是指：在IPO利益链上，持股成本最低、数量最多，上市后凭股权市值，就身价数十亿和上亿，减持后便获利极为丰厚的上市公司大小股东；上市前突击入股的权贵（本人或者亲属）；承销商、法律和会计中介；风投和创投，以及与之利益相关的媒体或媒体人（包括离职者）。
然而，令人可笑的是，当这些利益集团的人士在不遗余力、大张旗鼓为IPO大跃进大造舆论时，却倒打一耙，竟然对反对IPO大跃进、要求适度放慢IPO节奏的、在4轮股灾中不断被割韭菜的，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伤口上再撒把盐，把他们说成“也是利益覅团的利益链上的一环”，其用心是多么不良！
主席曾说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衡量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志，就是看广大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感”。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多数领域里，是有着强烈的获得感的，因而是忠心拥护改革和深信“中国梦”会实现的。
唯独在股市领域，连续8年熊冠全球，被全球各国大牛市的浪潮远远地甩在后头，为党和国家的形象以及“中国梦”抹了黑。并且，广大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获得感，还连年被当成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使“中国梦”变成了“噩梦”。
一个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手盘、让绝大多数投资者持续亏钱的市场，一定是个有重大问题的残缺市场。
二、目前仍“带病”加速IPO是否合理？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是合理的，应该多发、大发、快发新股，以便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市场有识之士和广大投资者认为，新股发行制度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尽快通过改革来加以破解。
例如，新股的股权结构中的“一股独大”问题，对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限制在33%的问题，至今毫无进展。
又如，权贵和利益攸关方，在IPO前，自己和代持者突击低价入股，快速谋取暴利的问题，至今仍是上市前审核和上市后监管的漏洞。
再如，对新股上市前财务造假、财务粉饰（在美国也叫造假）的问题，缺乏严格审核、有效监管、进行严厉的法律和经济惩罚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法律空白。
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便是监管层的最大失职，必然会使中国股市在盲目大跃进的扩张下，使市场陷入人口大跃进时的那种“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死循环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铁马冰河的绝境中。
三、如何寻找市场最大公约数？
面对IPO大跃进中的各种重大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尚难取得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我（公众号：李志林）认为，监管层要认真听取市场各方的意见，就一些合理化的建议，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按照主席指出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的指示，有所作为，在寻找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上下大工夫。
什么是当前股市的最大公约数？我以为：
第一、在IPO节奏上，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力，把握动态平衡，将每周核发新股10家，减为5家左右。
第二、着手制定待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改革的指导意见，为一劳永逸杜绝新的大非减持创造条件。
第三、在新股发审会上，增加对小股东中是否存在权贵和利益集团以廉价突击入股的情况，进行自报、质询和调查，并要求法人代表签书面承诺书。
第四、不能仅在新股发行上市便利上，提前模仿注册制，更重要的是，应推动《证券法》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增加对造假和欺诈上市公司，进行法律严惩和经济赔偿的严厉条款，造成市场不敢造假，也无法造假的良好风气和环境。在法律修改前，要求派对企业通过自查，去掉修饰报表的成分，再送发审委审核前，要签财务报表真是承诺书。舍何时已经发现仍有造假和粉饰，就公布于众，永久取消其上会资格。
第五、在IPO及增量放缓的同时，通过大力鼓励货真价实的国资改革和购并重组，切实把存量上市公司盘活、做优、做强、做大。这同样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和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并且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指定的国资改革和供给侧改革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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