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出路在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
李佐军：中国经济出路在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健康、根本性的动力，应该是从供给边这个角度来寻找。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不是平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更重要。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可以促进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经济增速的“下限”不是指GDP增速的具体百分点，“下限”的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假如经济增速下降到5%，没有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也在决策层容忍的范围之内；假如经济增速只下降到7%，却引发了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就触碰到了容忍底线。 要想解决目前的深层次经济问题，就必须要挤泡沫，挤泡沫包括挤压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其他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金融系统内部的空转等。 从制度建设上看，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应该有明确的上市标准，真正符合标准的公司，按照“三公”的原则上市，坚决杜绝“包装上市”的现象。无论是拟上市公司还是已上市公司，只要发现它造假，触犯法律法规，就要让其痛到不敢再犯。 近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一下子火了，这缘起于两年前的一份内部报告。 在那份报告中，李佐军预测“2013年七八月份中国或将出现经济危机”。联想到前段时间银行间市场出现的“钱荒”，以及业内对经济危机的担忧，媒体开始惊叹于他的精准分析和预测。于是，这位曾师从吴敬琏、张培刚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学者有了“预测帝”的美誉。 虽然近期接连不断有媒体采访李佐军，鉴于种种原因，他对于那份两年前的内部报告已不愿多谈，转而将主要关注点放在未来，为中国经济开“药方”上。 在李佐军看来，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不在于需求端的“三驾马车”，而在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并且，正是过去更多地从需求边寻找经济增长动力，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和副作用。在“三大发动机”里，他以为，又以制度变革最为关键。 经济学界近期对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议论颇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近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时，主推调结构、促改革；当经济运行逼近下限时，要以稳增长、控风险为主，同时兼顾调结构、促改革。他还表示，上下限指标值不会一成不变。不过，日前又有权威媒体指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速低于7%这个‘底线'是不允许的”。 李佐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下限”不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具体百分点，“下限”的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根据“十二五”规划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这个标准，来确定经济增长7%的底线不准确，年均增速7%并不意味着每年的增速都必须在7%以上。数字不是关键，关键是怎样防止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是真正的底线。李佐军同时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虽然痛苦，却是中国经济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从供给边寻找经济增长动力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在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能否详细谈谈这其中的逻辑？ 李佐军：从过去中国经济实际的运行来看，更多的是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从需求边的“三驾马车”来寻找中国经济的动力。实际上，这“三驾马车”只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我不否认这“三驾马车”能够在短期带来经济增长，但是过去这些年，太看重这“三驾马车”了，有点过头。事实上，这“三驾马车”也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和副作用。比如说中国经济外需不行了就要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要增加消费。尽管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实际上都与过分强调“三驾马车”有关。 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呼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健康、根本性的动力，应该是从供给边这个角度来寻找。不过，一说到供给，很多人就有疑问，现在已经产能过剩了，还从供给边找动力，不是进一步造成产能过剩吗？这是很多人把供给边的动力狭隘地理解成为了产品的供给。其实，供给边动力，不是一个狭隘的产品供给概念，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供给边动力。在我看来，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也对应着中央现在强调的三个方面：制度变革对应着释放改革红利，或加快推进改革；结构优化对应着结构调整；要素升级对应着创新驱动。事实上，决策层现在也开始主要地从供给边这三个方面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与需求边的动力相比，供给边动力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更多的是着眼长期；第二，寻找的是更根源性、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动力；第三，供给边主要是从提高经济的效率或生产力角度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它更健康，不会制造泡沫。所以，我一直倡导要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通过这“三大发动机”走出这一轮中国经济的调整低谷，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记者：这“三大发动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最为关键的是哪一个？ 李佐军：当然，这“三大发动机”不是平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更重要。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可以促进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三大发动机”的具体含义。所谓制度变革，指的是广义的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政府制度），以及政策。结构优化则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工业化里又包括产业转型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信息化、基础设施改善等。 当前，最重要、最关键的“发动机”就是制度变革。事实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就把释放改革的红利、推进全面改革，作为解决中国当前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保“下限”并非是具体数字 记者：就在业界热议“克强经济学”，预计宏观调控会以调结构为重心之时，李克强总理近日表示，宏观调控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期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您对此如何理解？ 李佐军：按我的理解，实际上，这个“下限”不是指GDP增速的具体百分点，“下限”的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且，数字我们想造多少都能够造出来。这不是问题的核心。 实际上，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下限。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导致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这是中央不能容忍的。 假如经济增速下降到5%，没有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也在决策层容忍的范围之内；假如经济增速只下降到7%，却引发了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就触碰到了容忍底线。根据“十二五”规划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这个标准，来确定经济增长7%的底线不准确，年均增速7%不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速达7%以上。 解决深层次经济问题必须挤泡沫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的关键时期。而从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经济增速仍处于下行通道中，为什么需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进行这些对短期经济增速不利的举动？ 李佐军：现在来看，我们要想解决目前的深层次经济问题，就必须要挤泡沫，挤泡沫包括挤压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其他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金融系统内部的空转等。 挤泡沫毫无疑问是个很痛苦的过程，而且也会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经济增长下滑实际上也是增加了挤泡沫的动力和压力，挤泡沫本身也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到这一步，必须要经历这一个阵痛。这个阵痛，从大的方面来看也有它的必然性。 首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经历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下台阶的时候，即高速增长阶段要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增速适当的下滑，正是经济增长规律的体现，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我国特有，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因为工业化、城镇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大，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到一定程度就会慢下来。这两年经济增速的下滑，不是一个很意外的现象。 其次，从政府意图来看，“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是年均增长7%，2013年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7.5%，这说明政府在有意降低增速目标。 第三，从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来看，也必须通过经济增速的一定程度的下滑来化解。如果一直像过去那样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速，资源环境的压力就会很大。过去那种大投资、大建设、大融资、大负债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经济泡沫。我们要想把这些泡沫挤出来，或者慢慢地消化，就要通过经济增速一定程度的下滑来挤出泡沫，为中国经济下一轮的持续健康增长创造条件。 所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它的规律性和必要性。尽管经济增速下滑会给我们带来阵痛，但是我们要适应它、容忍它、化解它。
治理雾霾须“痛下决心” 记者：近几年，我们看到雾霾等环境问题已经由偶尔被提及的潜在问题演变为实实在在的威胁，威胁到居民健康，威胁到经济发展，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李佐军：的确，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已非常严重，有些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持续的雾霾更是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所以，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中央最近半年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也在切实地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即将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等。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 以治理雾霾为例，我的建议是“八个痛下决心”：痛下决心降低各地GDP增长速度；痛下决心优化能源结构和淘汰高耗能产业；痛下决心增加环保资金和人员投入；痛下决心减少建设工地；痛下决心提高油品质量；痛下决心减少汽车出行；痛下决心加强植树造林和沙漠治理；痛下决心建立排污责任追究和惩处机制。 从实际来看，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真正扭转，必须采取更加严厉、更加到位、更加根本的一些措施，才能够真正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这里主要谈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党政干部的考核制度。必须要把考核由原来的GDP导向变成民生和环保导向。使政府官员真正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把主要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而不是花在追求GDP和财政收入上面。当然，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要有协调，但现在应该至少把这二者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对于不少地区而言，环境治理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因为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健康，所以把它放在GDP考核指标前面也未尝不可。先要保住健康，才能去追求经济发展。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明确强调了“再也不能以GDP论英雄”。 二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治理环境。环境保护并不是说观念上重视就行，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全社会各个主体都要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治理环境。假如，以前我们每个人挣100块钱，只花了其中的5块钱来治理环境，这根本不足以遏制环境逐步恶化的趋势。现在要治理这么严重的环境问题，可能要拿出100块钱里的至少40块钱来治理环境，才能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治理环境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用在其他方面的资金，要拿出来变成环境方面的支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举措。
资本市场功能尚未完全发挥 记者：近期资本市场的改革很受关注，在您看来，如何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李佐军：设立资本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优化配置资金资源。通过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客观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这项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从制度建设上看，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应该有明确的上市标准，真正符合标准的公司，按照“三公”的原则上市，坚决杜绝“包装上市”的现象。这样，投资者才能真正买到有价值、有潜力的上市公司股票。对于已上市公司，也要有一个完善的淘汰机制，鼓励做得好的公司发展壮大，淘汰不符合规则的公司。无论是拟上市公司还是已上市公司，只要发现它造假，触犯法律法规，就要让其痛到不敢再犯。 （本文原载于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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