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犹太人全史
历史背景 随着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西欧各国掀起的排犹浪潮和反犹大屠杀愈演愈烈，大批犹太人迁徙到了种族环境相对宽松的中欧、东欧和中东地区。许多人在波兰（后来是波兰—立陶宛联盟）和匈牙利（后来是奥匈帝国）定居下来。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无人居住区，从波兰来的犹太人参与了当地的殖民化进程。在全部人口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小村庄，或部分人口是犹太人的中等城镇，犹太社团被允许按照犹太律法自治，并获得当地统治者授予的部分特权。 沙皇时代 15世纪80年代，莫斯科公国在宗教上的地位等同于开罗阿巴斯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以“第三罗马”理论为基础，人们确信沙皇事实上统治着“唯一公正的、独立的、被穆斯林和罗马天主教徒等异教徒包围着的正教国家”。
在西欧，教皇和君主的政教二元统治给了人民相对较大的自由空间，与此相异的是，在莫斯科，沙皇毫无疑问是政教合一的唯一领袖。即使沙皇得了精神病（比如“恐怖的伊万”），也没有人怀疑他的权威，更没有人会像在其它国家那样被推举为摄政王。
以这样一种理论建立起来的宗教狂热导致了对不同信仰的人，包括对犹太人的完全敌视。犹太人在莫斯科大公国境内不再受欢迎，从1721年开始，帝俄官方公开实行反犹政策。当俄国军队夺取了一个波兰城镇，就像1563年在立陶宛商贸重镇波洛茨克发生的那样，他们就立刻把所有被俘的犹太人全部处死。即使在犹太人政策相对宽松的时期，他们也会被驱逐出境，到1727年，俄国乌克兰部分已没有犹太人了。
然而，随着波兰被三次瓜分，对待犹太人的传统措施失效了。在第二次瓜分（1793）和第三次瓜分（1795）之间，俄国接受了大量犹太人，沙皇不得不建立一块包括波兰和克里米亚在内的犹太人“住区”。犹太人只能在“住区”里活动，要想去俄罗斯必须获得特别许可。
1825年，起义的火种被“十二月党人”点燃了，紧随其后的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斗争，虚无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工团主义运动，以及最后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严重地威胁着沙皇旧秩序。作为反应，沙皇政权不得不采用鼓吹民众的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手段。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俄国发生了第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的前任，因在1861年废除了俄国农奴制度而得名“解放者沙皇”的亚历山大二世，也曾经疯狂地镇压过少数民族。不过，他批准了波兰政治家亚历山大·维耶罗波维奇在波兰王国实行的“犹太人与其它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不可能完全得到实行）。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他严格遵循沙皇制度的格言“专制、正教、民族主义”。他企图把犹太人描绘成“杀害基督的凶手”以及斯拉夫民族和基督徒的压迫者，并以此扩大官方反犹主义为“民间反犹主义”。屠杀犹太人事实上已成为他和他儿子，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国策。
在俄罗斯帝国后期，列宁对反犹主义的历史深恶痛绝，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释反犹主义的现象。按照列宁的说法，反犹主义“企图把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的憎恨转嫁到犹太人身上”。他把反犹主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反犹主义不过是沙皇利用宗教狂热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政治把戏，犹太人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苏联官方坚持并继承了这一马列主义对反犹主义现象的经典阐述，斯大林在解释列宁的这段话时，把反犹主义称为“一种极端种族沙文主义”和“最危险的弱肉强食现象残余”。然而，这并没有避免1948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政府对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迫害。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迫害犹太人的结束 列宁在他最早的一次全国性演说中宣称，在沙皇制度下受尽压迫的“犹太人已经被解放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把自己发表过的全国性演说《对犹太人卑鄙地诽谤》记录在了留声机唱片里。这篇演说没有被任何俄国报纸登载，甚至没有在民众中流传；当时，全俄只有几千人拥有留声机。列宁正式宣布俄国无产阶级获得了全面的自由，并以官方的名义废除了犹太人“住区”。
这些措施，连同大量犹太人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事实，使共产党在对抗白匪军的俄国内战中被敌人攻击为“一群犹太强盗”；犹太人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俄罗斯人反而成了少数。
苏联在“五年计划”期间实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政策造成了社会思潮的自由化，反犹主义失去了市场。在斯大林重工业化政策实施前，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本身并不了解犹太人。然而，由于斯大林的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大量农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起，离开小城镇和乡村，移居大城市。这使得苏联人有机会密切接触或深入了解犹太人，许多人彻底识破了沙皇制度下关于犹太人的谎言，例如称他们为“杀害基督的寄生虫”。
1936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喉舌《真理报》还刊登了一篇揭露反犹主义罪恶本质的文章。文章说：“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是人类蛮荒年代丛林法则的残余...它为剥削者服务...防止资本主义制度被工人阶级打碎；反犹主义，一种完全违背苏维埃制度的现象，在苏联已被消灭。” 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成员都是犹太人，尤其在党的领导层。由于俄罗斯帝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迫，因此推翻沙皇制度的口号吸引了许多犹太裔知识分子。基于同样的原因，其它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也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似乎过多的席位。对此，沙皇秘密警察组织“安全局”便把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当成破坏布尔什维克党高层组织的武器。
一些犹太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及他们推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使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误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满足犹太人利益的政治观点。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利用这一荒谬的理论炮制了假象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甚至在今天，许多反犹主义者依然把犹太教和共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然而，整个种族或宗教群体都必须为某些事件负责的观念已经没有多少人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似乎更倾向于无神论和国际主义，更乐意把广大的工人阶级，无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犹太“老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非犹太人同志都被斯大林清洗了。然而，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的突然去世，因此，在筹备对“医生案”的审判期间，他为什么会批判“无家可归的世界主义者”（对犹太人的委婉称呼）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尽管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有数量可观的犹太人，但它的政治对手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比重更高。不过，大部分俄国犹太人不属于任何政党。 融入苏联社会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主题从《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到反犹太复国主义，苏联终于确认（至少名义上）“不论社会地位、性别、种族、宗教还是民族，每个公民一律平等”。纳粹大屠杀之前的几十年是俄国犹太人大变革的时期。“犹太人住区”到处是可怕的贫困。这些犹太人限制区是凯瑟琳大帝（叶卡婕琳娜女皇）征服波兰大片领土（以犹太居民为主）后指定的。按照1921年苏波《里加和平条约》，前“犹太人住区”居民有权选择自己更喜欢的国家。40%的人选择移居“大俄罗斯”境内各大城市。然而，还是有许多人选择了波兰。几十万犹太人不顾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和苏俄被犹太人统治的现实，加入了波兰国籍。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向“大俄罗斯”的移民非但使苏联犹太人在斯大林主义下过上了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无意间还拯救了不计其数的苏联犹太人；纳粹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整个前“犹太人住区”——但距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依然有千里之遥。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占领了前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属地后，流放了大批当地人。这在许多非犹太人受害者看来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背信弃义，但对几十万被流放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得救了。不管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命运要悲惨得多。
对比死于纳粹占领（和乌克兰卖国贼的暴行）下的200万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从“犹太人住区”移民至“大俄罗斯”的行为至少拯救了40%的前“住区”居民。从犹太小村庄向新兴工业化城市的迁徙同样使犹太人享受到了斯大林执政下生活条件的全面进步。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苏联犹太人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 犹太人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地位 拥有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苏联是世界上民族成份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它解体前，同样是200多万犹太人的祖国。犹太人是苏联第十一大民族（苏联把犹太人划分成了一个民族）。抛开血统差异，犹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但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的犹太人大都已被同化，接受了俄语和俄国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犹太人和鞑靼人或西伯利亚原住民一样，不是侨居苏俄的“外国人”。但是，这些没有故乡的犹太人却又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意第绪语、排外的文化社团、犹太教会堂和犹太复国主义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这一现象显然和苏联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有所不同。马列主义认为犹太人的凝聚力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把犹太无产阶级和其它所有的犹太被压迫阶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大同主义思想认为犹太群体特征的消失和抛弃犹太教信仰是一个好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允许犹太人成为独特的社会成员有违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苏联政府鼓励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和哈萨克人在内的全体苏联人把阶级特征看得高于民族特征。由于这些民族始终都有自己的家园和语言，因此苏联政府不承认这是一种民族同化和文化灭绝政策。虽然犹太人在过去依靠意第绪语团结在一起，但大部分人到斯大林时代晚期已经适应了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并逐渐融入斯拉夫“异教徒”社会。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准确地预言了这一社会趋势，但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弱化犹太社团凝聚力的程度。卡尔·马克思以及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过阶级斗争以后，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个人将超越自身条件限制和周围环境限制，在没有对抗和分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博爱社会中获得完全的自由，这样，犹太人的群体特征也将消失。虽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国犹太社团由欧洲最孤立的犹太社团之一变成了欧洲最本地化的犹太社团之一，但其群体特征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消失过。
然而，苏联历史上的法律都把犹太人列为国家的“基本民族”之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和自己的自治州——一块贫瘠的、荒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西伯利亚土地。“犹太”这一名词也列入了苏联公民身份证的“民族”一栏里，用来表明犹太人的身份。把犹太人确定为一个民族的政策略微触犯犹太律法，并能使人联想到犹太复国主义。1976年，苏联刊物《党的生活》甚至显著地把犹太人列为独特的“民族”。然而，很多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反对把自己的身份定为“少数民族”（更恰当的做法是把犹太人定为“犹太教信徒”）。 压制犹太人工会和苏联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和反教权主义思想对苏联犹太人产生了双重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任何民族主义或教权主义运动都是一种“社会倒退”，因此苏联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暂时的受益者，长期的受害者。一方面，这一观念把犹太人从“专制、正教、民族主义”的沙皇宗教迫害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又是犹太文化社团、犹太人工会、犹太人自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犹太人支部”以对抗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构筑犹太“无产阶级文化”。
虽然列宁主义强调“民族自决”，但它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列宁主义依靠地域，而不是文化，来表述民族自决。这样，苏联少数民族虽然有了自己单独的州、自治区或共和国，但它们发展到后来都只具有象征意义。然而，犹太人并不符合这一理论模型；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犹太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连共同的农业经济基础都没有，就更不用提共同的地域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承认犹太人在宗教上和组织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把犹太人定义为一个“空想的民族”。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其它因素同样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政治压制。犹太复国主义是著名的犹太人民族主义运动，它在斯大林时代遭到了压制，因为斯大林不能容忍非政府的或非共产党的组织存在；犹太人工会是早期的犹太人政治运动，它在列宁时代遭到了压制，因为列宁试图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在所有左翼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犹太人工会企图成为犹太裔工人中的唯一代表，这和列宁广泛团结各民族工人的原则是互相矛盾的。但这场冲突的结果显然比镇压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果要好得多，因为大部分犹太人工会成员都乐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最终成为共产党员。然而，犹太人工会运动的残余势力还是在海外成立了三个分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犹太人工会在拉菲尔·阿布拉莫维奇的领导下继续存在于波兰，但更多流亡西方的前工会成员加入了孟什维克。压制犹太人工会是共产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例子，它使犹太人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代表自身利益的准军事组织。
列宁宣称自己忠于人类的平等与博爱事业，他把犹太复国主义唾弃为反动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倒退”和犹太阶级调和论。事实上，反犹太复国主义一直被看成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但纳粹大屠杀后，苏联出人意料地承认了以色列国。也许纳粹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普遍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同情，从而使苏联不顾“民族主义就是社会倒退”这一原则，做出了妥协。其实，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条文可以解释苏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
另外，犹太复国主义把苏联公民和西方人士联系了起来，这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苏联当局同样惧怕任何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反马列主义的群众运动。
不过，在承认以色列之前，苏联确实已经准许了犹太人自治。比罗比詹，中国北部的西伯利亚居民点，被选为犹太人自治区域。理论上说，自从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后，这是第二块犹太人自治区域。第一块是“卡扎尔汗国”，它现在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一直激励着犹太人为争取自己的家园而奋斗。以比罗比詹为中心的“犹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州”预示着苏联将在1947年接受以色列建国的事实，它表达了苏联人的美好愿望。
1947年，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坚决支持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举动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代表都大为震惊。在辩论中，葛罗米柯说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犹太民族一直与巴勒斯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刚刚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犹太人遭受的苦难超过其他任何民族。惨遭纳粹刽子手屠杀的犹太人估计能达到大约600万之多。正因为这些原因，犹太民族一直在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奋斗，不承认他们的这一权利是不公平的。”苏联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以巴分治决议，这直接促成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而英国在联大表决这一问题时投了弃权票。英国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把大量犹太流亡者封锁在了“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苏联同样是25万从纳粹主义魔掌中逃出来的犹太人的避难所——尽管战争造成了苏联国内的混乱和严重的难民危机，但它还是比任何一个国家接收的犹太难民都多。
随着以色列和苏联的西方对手结盟以及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高，苏联1947年的姿态很快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苏联和纳粹大屠杀 苏联官方认为纳粹大屠杀仅仅针对苏联公民，而不是对全体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例如，1943年从纳粹占领者手中解放基辅后，苏联成立了“特别国家委员会”（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调查纳粹的战争罪行。1943年12月25日，这个机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份报告。报告中包含（这份报告的副本依然被保存着）以下字句：
“希特勒匪徒屠杀了大量犹太人。1941年9月29日，他们宣布，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带着自己的档案、现金和贵重物品去梅尼可夫和多克特列夫大街的拐角处报道。屠夫们把他们赶到巴比谷，抢走了他们的财物，随后把他们赶尽杀绝。”
但官方审查后的版本是：
“希特勒匪徒把数以千计的市民带到梅尼可夫和多克特列夫大街的拐角处。屠夫们把他们赶到巴比谷，抢走了他们的财物，随后把他们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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