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日共领袖来华揭秘
营救日共领袖来华揭秘 1955年9月13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北京太庙举行。毛泽东主席为追悼会亲笔书写横额，刘少奇亲至会场并致悼词。追悼会是为1953年在北京病逝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举行的。刘少奇在悼词中说：“德田同志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遭受麦克阿瑟的严重迫害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他还领导日本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直到德田同志因身患重病不得不设法来中国就医以前，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光荣岗位。”随后，全国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德田球一逝世的消息，很多地方还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此前，关于德田球一来华的消息从未见诸公开报道，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直到近年，关于德田球一秘密来华的内情才逐渐披露，德田是1950年经中共营救由日本偷渡来华的，经由这一渠道来华的还有日共另一领袖野坂参三等人。从日本成功营救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人，是建国初期中共隐蔽战线在国外取得的重大胜利。
日共遭到美国占领军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整肃”
德田球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参与领导了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和两次重建，3次被捕入狱，从1928年起连续坐牢18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日本后，于当年10月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时候，德田才得以出狱。出狱时，他受到来自各地500多名日共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其后，他与从国外回来的野坂参三等人一同再次重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曾参加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野坂自1931年起代表日共常驻共产国际，1940年3月随同在苏联治伤返国的周恩来到达延安，准备返回日本参加实际斗争，但终因战火阻隔无法回国，遂留居中国。在华期间，他化名林哲，协助中共做日军战俘的工作，创建反战同盟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抗战胜利后，他经由朝鲜返回日本，旋即与德田球一等重建日共。
战后的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处在底层的工农群众生活困苦不堪。日本共产党抓住时机，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壮大。在1949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日共获得298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9.8%），得到了35个议席。到1950年，日本共产党发展到18万人，成为日本政坛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同时，日共团结了许多工会、民主团体，建立了有1000多万人的拥护民主同盟，日共领导下的工人、学生反抗美国占领军和垄断财阀的斗争也日益高涨，逐渐为美国占领军当局所不容。
1950年6月6日，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指责日本共产党是“民主的破坏者”，并责令开除日共全部24名中央委员的公职，第二天又责令开除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17名编委的公职。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巩固日本这个美军的后方基地，美军和日本政府一起开展了“赤色整肃”，对日共进行了残酷镇压。仅据日本政府资料，当时以违反占领政策名义逮捕的就有4391人，集会和游行示威都被禁止，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被重要企业和工会开除出去，仅7月到11月，被开除的工人就有1.2万多人，到1950年8月，日共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拥护民主同盟也不得不解散。
美日当局进一步搜捕已被迫转入地下的日共领导人。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而德田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造成健康严重受损，在被追捕的情况下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日共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回忆说：“德田同志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可是，当时日本政府仿效美国方式而建立起来的谍报机关——特别审查局和警察，却搜查了全国的医院，企图逮捕德田同志及其他日共的中央委员。德田同志在日本国内已没有可能安心治病了。他不得不到国外去。”
日共中的中国党员
面对这种严酷的形势，以日共当时的条件，是没办法把自己的领导人送出国的，所以不得不寻求国外的帮助。他们通过日共中的中国党员杨春松、曾永安，与中共取得了联系。
杨春松，1900年出生在台湾桃园县，1926年到武汉参加大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台湾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前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引渡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转押回台湾服刑6年。刑满出狱后，于1939年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旅日的进步华人曾永安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日本战败后，杨春松等人迅速组织起来，在协助遣返中国战俘和劳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还参加了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成为日共的外籍党员。1945年底，杨春松经朝鲜半岛秘密回到中国，在东北见到了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1946年春，杨春松循原路回到日本，向德田球一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并向在日华人华侨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其后，为了及时传递中国的消息，杨春松与同志们在东京创办了中国通讯社，由曾永安出任社长，杨春松则以记者身份往来于日本和香港之间。
日共遭到当局整肃后，杨春松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成为日共寻求救援的途径。由日共派员与曾永安一同前往中国求助。据曾永安的弟弟曾永贤（曾任台湾情报机关“调查局”第四处处长）回忆说：“1950年，日共派二哥（指曾永安——引者注）陪同日共中央的一位重要人物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当时不能公开地去，而是以偷渡的方式潜赴北京。他们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可能在讨论如何将日共中央的一批领导人送往大陆。因为战后盟军总部先是‘解放’这批下狱十多年的日共高干，但过两年在韩战爆发前夕却镇压他们，所以他们想去大陆避难。”
“人民舰队”驶往中国
中共中央接到日共的求助后，决定承担国际主义神圣义务，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由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此时，中央的情报机关已改为军委联络部，中央即把这一非常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
军委联络部的前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早在1946年1月，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即派员到大连建立了市委社会部（又称大连情报局），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作为主要任务，集中了一批有对外工作条件的情报人员，利用大量遣返侨民的机会陆续派遣出国。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情报组织，尤其是在东北亚方面工作开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报效果。解放后，大连情报局迁到天津，成为军委联络部下属的天津联络局，负责国际情报工作。
天津联络局与在日本的杨春松等人密切协作，积极谋划安排德田等人前往中国。当时，中日之间没有空中航线，打通海上秘密通道，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杨春松及其周围少数同志就在美国占领军眼皮底下周旋，把德田球一等日共领导人一一从东京转移到大阪、神户等地，然后与天津联络局积极配合走海上通道。后来，在日本共产党中，把这条前往中国的路线称为“人民舰队”。1950年8月末，德田球一在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陪同下，经海路平安到达中国。不久后，野坂参三等人也经同一渠道来华，他们共同组成了日共“北京机关”，开始在国外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在华期间，他们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照顾，1953年10月，德田球一在北京病逝，其后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野坂参三等人于1955年返回日本。
成功完成营救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任务的军委联络部，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分别写信、题词祝贺。中央军委给具体经办此事的天津联络局负责人马次青、吴诚记大功，军委联络部又分别为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纯等9人记大功。
摘自2013年第1期《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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