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毛泽民：“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叛变始末
出卖毛泽民：“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叛变始末徐梦秋（前左五）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在二○○六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许多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我们曾经十分陌生的名字――徐梦秋。其实，我们对他本应不感到陌生。 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四处提到徐梦秋，并称其为“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 之所以想起了徐梦秋，首先是有这么一本书被人们经常提起――《红军长征记》。这部在长征结束后由长征部分亲历者撰写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回忆录，徐梦秋是其中编辑之一。
原来，存世最早的长征记录是当时由陈云以“廉臣”的笔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于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由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到了1938年1月，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梦秋”编的《第八路军红军时代长征史实――随军西行见闻录》，这部书的材料来自于另一部书，那就是《红军长征记》，即毛泽东在1936年亲自组织人员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此书是由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加工的，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主要是徐梦秋。 其实，早些年，即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之后，细心的读者已经大致知道了徐梦秋这个人。在那本书里，曾多次提到这个红军队伍里的“红色历史学家”。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提及徐梦秋共有四处：一、作者在提及红军于长征路上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杂牌部队(如粤、桂两系)进行“秘密交易”时，见证人便有徐梦秋――“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1938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13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60至70英里”。徐梦秋所提到的“走廊”，是红军长征抵达湘江时的事情。当时红军为了渡江，曾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后来由于通过一番“博弈”，桂系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防区，红军才得以顺利渡江。这条重要史料最早是出于徐梦秋的回忆。二、作者采访所得，当年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发生了与张国焘的斗争：“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三、作者在书中还提及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关系发生裂痕：“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四、最后，书中又提到这位因长征而残疾的“历史学家”，即：“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1936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700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1938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原文如此，实际是在过雪山时已冻伤――笔者注)，不得不截肢。他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49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这里，索尔兹伯里几乎告诉了读者全部关于徐梦秋的信息，不过，那毕竟是一个大概，好奇的读者可能会对徐梦秋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是怎样从一个“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又经历了怎样艰险的革命历程，以及最后竟“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了呢？ 早年参加革命的徐梦秋曾受到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教诲，长征前后在红军中历任要职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1896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当时，徐梦秋是国共两党联合创立的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右任为校长，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1923年11月，徐梦秋和刘剑华(即刘华)等经中共上海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说于1926年经彭述之介绍入党)。在这所学校里，徐梦秋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的教诲，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书籍，为他后来成为一位“红色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梦秋因隐藏于法租界，并得到王亚樵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以后，他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在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员、编辑，期间写作、出版过几本通俗书籍，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后来，徐梦秋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徐梦秋学成回国，并秘密潜入江西苏区。此后，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等。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江西瑞金大埠乡，当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为张宗逊，周昆曾任代理校长)，徐梦秋则任代理政治委员(彭雪枫曾任政治委员)，并曾任政治部主任。这所红军大学当时有100多名学员，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大多是团以上干部，有蔡会文、龚楚、邓华等；上级班的学员则主要是营以上干部，如韦国清、张爱萍等。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也曾听过徐梦秋的课。当时“红大”开设的军事训练课，主要内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则主要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讲授者主要是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当时在这所学校讲课的主要军事教员，除瞿秋白外，还有曾在《红军长征记》里留下文字的何笛宙(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李德、陈时骥(原国民党第五十九师师长)等。徐梦秋是留学苏联的才子，也是苏区一位著名的笔杆子，1933年12月12日的《红色中华》，就曾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写的一篇长篇特写《热烈的祝捷大会》。徐在文章中称：“此次胜利……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开端！”显然，当时的徐梦秋是与李德等持相同观点的，也就是说，他是“国际派”的一员大将。 徐梦秋还曾担任过苏区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据说“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而毛泽东更是在征战闲暇与之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等红军领导人也与之有密切的交往。 长征中，徐梦秋经历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在过雪山时，徐梦秋被冻坏了双腿。后来到了延安，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还是唯一的一位。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他格外照顾，后来还因此安排他去苏联疗伤。也是在1936年11月，由丁玲、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此后，徐梦秋还与丁玲等一道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在陕北期间，徐梦秋除经常被人抬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授课外，还经常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文史方面的文章。当时组织上对他很照顾，不仅为他安排了较好的窑洞，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员；陕北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时期，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也定期为其检查身体，等等。在延安，他还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因此留下一篇珍贵的《自述》，其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然而，就在人们对徐梦秋寄予更大的期望时，赴苏疗伤的徐梦秋却在滞留新疆时背叛了革命！ 滞留新疆迪化的共产党人被盛世才逮捕关押后，毛泽东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 徐梦秋赴苏疗伤路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新疆当时是盛世才统治的地区。早在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曾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赴新疆与盛世才接洽，接应西路军入疆；此后，邓发、陈潭秋等相继作为中共代表，到新疆与盛世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即从1937年起，毛泽民(化名周彬)、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从苏联返回途经新疆的干部，以及经中共中央选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共100多人相继留在迪化，担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员。其中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毛泽民担任过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众多共产党人的到来，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当时，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也曾赴新疆讲学、办报、演出，而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也先后由俞秀松、徐梦秋、杜重远担任院长。 在新疆工作期间，徐梦秋曾给陕北的毛泽东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现在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毛泽东接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的讲义、教科书，加上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捐献的书刊，派人搭车尽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他们开展工作。 然而，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随之，盛世才在新疆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关入监狱。期间，盛世才捏造了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4月12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施行高压和酷刑。不久，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三人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后方的全体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后，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即陈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随即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指出：“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还再次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时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极为关注。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多次研究对策。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就是上述引语的内容。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徐梦秋已经叛变。或者，也是这一原因(即信息不对称)，多年之后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还在“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一章中记述道：长征时期红军总政治部的徐梦秋，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厅长，却“被盛杀害了”。 叛变后的徐梦秋，曾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特研组组长，1949年重庆解放时被逮捕归案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一说是国民党西北行营“军统”政研室主任)，后为国民党保密局技术研究组的特研组组长。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徐梦秋于1945年至1949年前后任组长。此前他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才在清理监狱时将之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组长。1947年秋，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在西安潜伏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系资深人士，遂任命其为特研组少将组长。这就是说，徐梦秋这个组长的职位，后来被赵耀斌夺了过去，被迫转任副组长一职。再后来，他在国民党溃逃时因行动不便而被“军统”抛弃，于解放后不久即在重庆被捕。 关于徐梦秋的落网，目前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49年6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此时已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另一说是徐梦秋因走投无路，于1949年6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结果被拒绝，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管哪种说法更确切，所谓“红色历史学家”的徐梦秋毕竟被逮捕入狱，并从此在监狱中度过了他的灰色残年。(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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