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为何不能实行西方的新闻体制？李悔之的博客
《求是》杂志昨天隆重推出社长李宝善亲自操刀的一篇题为《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头文章。随之，国内主旋律媒体和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并瞬间成为微博热议的话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无疑是一件讲政治的大事。但，也有许多思想觉悟较低的群众想不通：《求是》杂志这些年一直扮演反对“西方那一套”急先锋角色。尤其是近半年，反“西方那一套”的频率之高，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现在，又突然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这不只太搞笑，也太霸道了吧？——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是西方那一套，是颠覆阴谋、和平演变工具，所以中国绝不能搞；马克思主义难道是日本、韩国的？或者香港台湾的？
上述群众的话有些逆耳，却给人很大启发：咱本家的李宝善大哥也真太健忘了：从1921年开始，难道贵党在搞“东方那一套”？还有：同样是中国人，面对同样的东西，自己拿来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理真理，他人拿来就是颠覆阴谋，就是和平演变工具，这逻辑太强横嘛！——不是一直痛斥西方在搞双重标准吗？
看来，今后宣传战线的同志们说话，事先还真得打打腹稿，不要动辄像三岁孩童随口而出，一不小心便闹出“不搞西方那一套”的国际笑话来。
而作为“群众”的一员，上午认真学习《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文后，还真收获巨大。下面谈几点心得体会：
一、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还是“列宁主义新闻观”？
不知是何原因，强调“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李宝善社长，在《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文中，竟通篇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究竟是没翻过几页马克思的书心头发虚之故，还是因为深怕马克思的原话影响自己的“理论创新”？抑或是骨子里从来没有信过的东西，实在不愿拿出来晒？
唉，真想打个电话问问本家这位社长大人。
既然李宝善社长不愿告诉大家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里，鄙人就谈一孔之见吧。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究竟是如何的？这里就举一例吧：马克思大叔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记者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辛辣地责问企图用法律形式压制出版自由的普鲁士政府的：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马大叔下面一番话更给力：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根本否定——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在被誉为“共产主义圣经”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所谓“真正”社会主义对新闻自由的歪曲和攻击，并这样指责他们
“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鄙人对马克思上述话的理解是：新闻自由是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也是新闻自由的主要属性；新闻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共存的。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绝不会有新闻自由。同样，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也绝不会有政治自由。
李宝善社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大概应当是这样的吧？否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何谈起？
如果李宝善们硬要为自己的言行找到理论源头，这个源头只能是的列宁主义——自从用“起义”手段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起“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的苏维埃政权后，十月革命前曾象马克思一样歌颂称赞过西欧、美国的新闻自由，严厉抨击沙皇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列宁，态度立马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立即恢复被临时政府取消了的书报检查制度，彻底取缔了一切民间新闻媒体。其理由是极为冠冕堂皇的：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列宁还严厉强调“报纸的党性”。将报刊媒体定性为布尔什维克灌输“革命的思想”的“基本工具”，且听他下面一番含义极是丰富话：
“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它必须由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的思想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而报刊媒介正是这一灌输的基本工具。”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将列宁“党管新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至。而1949年之后，这一切在中国大陆如出一辙上演。所以，如果李宝善们要继续奉行“绝不”政策，并为自己的言行找到理论源头，这个源头只能是列宁主义。
二、除了新闻自由，当今中国，百姓究竟拿什么监督权力？维护权利？
在《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文中，李宝善用三个部分论证主题，分别是：
一、新闻体制问题；
二、新闻自由度问题；
三、新闻报道方针问题。
在对三个问题展开论证时，李宝善的论据都是人们熟知的、主旋律反复强调的那一套：西方的新闻媒体都是大资本家、大财团垄断的，是为大资本家、大财团服务的。所以，所谓的独立性是假的……这些与列宁“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的论调是高度一致的。
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媒体”呢？李宝善社长则这样告诉大家：
“是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不同的新闻机构，各自联系一定范围的群众，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也有竞争，广泛反映各方面社会舆论，共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李宝善社长上述话够美轮美奂吧？——当今中国，不但存在由“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所拥有的“新闻机构”，而且“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还有“竞争”，不但“广泛反映各方面社会舆论”，其宗旨更是崇高无比：“共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李宝善社长的宣传天赋不服不行！尽管有些觉悟不高的网民痛批他领导的杂志应改名为《求非》。
李社长更精彩的论调还在后头：正因为西方媒体是为大资本家、大财团服务的；而中国的媒体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所以，当今中国的新闻体制“比起私有化的新闻体制，比起有钱人办媒体，对社会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观。”最后，一个伟大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念。”所以，“党管媒体更有利于媒体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看到李宝善社长的高论，尤其是看到当今中国的新闻体制和媒体“比起私有化的新闻体制，比起有钱人办媒体，对社会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观”一语，不禁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朋友，你是喜欢哭来还是喜欢笑？”
还有什么话李宝善他们说不出口呢？
只要稍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当然都知道李宝善先生是在“例行说谎”。然而，其目的却是十分明确的：
一、警告当局打压日益活跃、逐渐成为真正民意主旋律的网络舆论平台；
二、狙击呼声日高、已搁浅二十多年的“新闻立法”议案。
鉴于李宝善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老调重弹，这里，也就没有必要对他的“高论”予以赘评了。下面想谈的是：当今中国，在“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有宪法没有宪政，有法律没有法治的条件下，除了新闻自由，“人民”还能用什么去监督权力，监督政府，维护自身权利？更遑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了。
谈到习近平主席“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话，这里不禁想问李宝善社长：怎样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出来伤害百姓，你能提出一个让众人不发笑的答案吗？——在“走邪路”的宪政民主国家，人们可以通过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可以通虎视眈眈的在野党、无孔不入新闻媒体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团体，而中国靠什么？是你说的“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吗？如果是，这也太蔑视中国人的智商了吧？——没错，中国确有八个“民主党派”，还有无数“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然而，这些“政党”、“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除了具备举手和鼓掌功能之处，还具备什么？如此之下，凭什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一再表态：“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然而，人大、政协是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公、检、法吗？不说也罢；工会，是官场失意者或亲眷的疗养所；农会，只能在电视、电影中存活；独立的民间社会团体，只能活在民国老人的记忆中；新闻媒体，只能永远歌唱“主旋律”……让人民拿什么监督你们？？？
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说的是孩子；而张宝善他们的“一个都不能少”，是权力！
李宝善社长认为：“舆论的过度批评会损害政府威信、妨害政府施政；境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中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改。”这个论调很传统——六十多年间，主旋律一直是这样强调的。从李宝善和他的同志们切身利益而言，政治上当然很正确；然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上，却是严重的本末倒置——按现代国家理念，国家，是人民在让渡部分权利订立契约组成的，是人民建立起来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政府，是履行国家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责任的执行机构；公务员，只是人民聘来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服务人员。即仆人。在政府违反公民意志或失职之时，任何批评、抨击和谴责都是天经地义、受宪法和法律严格保障的。必要时，还可以让政府下课——说难听一点就是滚蛋！
—— 这，是最起码、最简单的政治常识！什么“过度批评会损害政府威信、妨害政府施政”？真正“岂有此理”嘛！——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吗？究竟如此，是“政府威信”重要，还是作为主人的人民权利重要？
在人民权利严重受侵害的情况下，人民的“过度批评”就“妨害政府施政”了？——经不起“过度批评”的政府，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
李宝善先生，请不要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新闻自由的挡箭牌了。更不要拿特色中国新闻体制的“优越性”来出国际洋相了。
善意提醒：贵党老前辈毛泽东最瞧不起的就是死抱教条不放的人——马克思只是一位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而不是传说中能预知前后五百年大事的刘伯温，更不是全能神。他的一些有益的学说和思想，并非不可拿来主义。但，如果死守教条，受害遭殃的绝不仅是本国百姓和这个民族，也会最终毁了贵党前程 ——自苏联降生之日起，苏联领导人因死守教条而给苏共、给前苏联带来的教训还不够惨重吗？自1921年开始至今，贵党因死守教条而引发的教训还不够惨重吗？
如果基于路人皆知之目的，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拉大旗作虎皮，硬拿“老祖宗”的东西来压自己的同志。甚至百般扭曲、阉割马克思的理论来吓唬人，这，就更应当闭门思过——套用外交部发言人警告日本政府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借用人民日报当年经常警告美帝的话就是：“中国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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