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毛泽东的一个弥天大谎(
毛泽东的一个弥天大谎 1936年，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年，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并且在红军大学做了演讲，作为这个系统总结的文字成果，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按毛泽东的说法只完成了五章，还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功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样，这篇文章的正式发表时间，就是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它代表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篇文章结构严谨，立论精当，引经据典，联系实际，完全可以作为一篇经典的军事著作来看待。对于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来说，尤其是对于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来说，它就是一本优秀的教材，是常读常新的军事理论，是久旱的甘霖，是黑暗中的明灯。在中国日后的战争中，这盏明灯将照亮红军革命的前程。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此前（1889年）他在致格.特利尔的信中还曾说过：“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同样是“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中央红军在长征前近三十万的队伍，到了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了两万多人。多少人在革命的征程中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从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从错误中学习的重要成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可以说是以千百万红军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所以，我们给这篇文章以高度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说它是经典、是光辉著作，它当之无愧。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了一条同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关的诸多方面的问题，这是它的主流和主导方面。但是，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塞进去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且这个弥天大谎把全党全国人民骗了近半个世纪。这个弥天大谎在文章的第五章第一节中：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这段话中，有个注，注写道：“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以上两段话，第一段毛泽东的原文，是一个弥天大谎；第二段注释是为了圆毛泽东的弥天大谎而写的弥天二谎。其中弥天大谎比较原则和笼统，不大容易露马脚，而弥天二谎由于比较具体，反而对弥天大谎起了欲盖弥彰的作用。
弥天大谎的核心在于把西路军的失败，归罪于“张国焘路线”。注释则具体指出，是张国焘命令组织西路军，并且命令西路军西渡黄河的。事实是这样吗？不是！完全不是。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揭穿这个弥天大谎。
首先，组织西路军不是张国焘下的命令。这事要从长征中后期说起。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在北上抗日的考虑中，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苏联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以解决战略依托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1935年11月，斯大林表示不反对中央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以便和苏联直接联系，并取得苏联的援助，这一态度由从莫斯科回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又将这一情况电告给在川陕一带的朱德和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已基本达成共识。1936年6月，张国焘审时度势，取消另立的“中央”，赞成打通国际路线，这才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而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发生在1937年3月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赞成北上和打通国际路线之举后，毛泽东因应而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和军事路线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和团结为目标。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回忆，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就曾提名毛泽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不过此事不知当时是否定了下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央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统一军事决策，其成员还有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此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十月作战计划》，准备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1936年10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三十军、九军等部西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总指挥。
第二，西路军的军事行动，接受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不是张国焘的命令（此时他已失去了决策权）。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及渡河后的具体组成，都是为了贯彻实施《十月作战计划》和中央发动宁夏战役的战略意图，并不是像毛泽东经常在谈话中所形容的，是张国焘偷偷调动部队西渡黄河，要到河西搞地盘，然后称王称霸以对抗中央。实际上，1936年10月毛泽东已任中央军委主席团主席，统一军事决策，像西渡黄河以及组织西路军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张国焘已没有权力作出决断和指挥。而且张国焘在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以后，威信大降，也基本上失去了军事战略安排上的权威。另外，西路军从准备西渡黄河起，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其进退行止，每一个较大的战术动作，都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具体指挥部署，每项命令都有往来的电报为依据。同时，西路军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曾经追随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在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以后，他知道张国焘错了，再也不会轻易的听张国焘的战略安排了。至于徐向前，他本来就同张国焘有很多分歧，张国焘即令假中央的名义以指挥他，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第三，1936年12月，毛泽东声称“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时，西路军并未失败。是时西路军正在河西走廊苦战，毛泽东当时给西路军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毛泽东甚至希望蒋介石发善心，给马家军施压，放松对西路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为了扯他的弥天大谎，不但对当时自己的电报内容只字不提，还竟把西路军的失败，提前了三个月。就此，有人认为，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那段文字，是他后来加进去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酝酿到写作成文应该是在西安事变以前，西路军成立不会超过一个月，这篇文章的任务不是总结西路军的成败问题，而且时间之短，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从战略部署上，还是从具体的战役行动上，西路军所接受的，都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和直接指挥，和张国焘并无关系。西路军在战略上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路线，而不是张国焘的“退却路线”或是“逃跑路线”。把西路军的失败归咎于“张国焘路线”，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弥天大谎。
西路军的失败非常惨重，西路军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者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的6000多人，此后流落西北各地的（甘肃、青海、新疆）1000多人。内中被俘的2000多名红军女战士的遭遇尤其悲惨，她们大部分被奸污后，或遭残杀，或转配他人，流落异乡，受尽人间的屈辱与苦难。被俘后惨遭杀害的6000多人，有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36人被烧死，27人被扒心，此外还有被挑喉、被割舌、被断筋致死的。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徐向前、陈昌浩和李先念在有关的报告和文章中，都曾提及。其中，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写于1937年9月前后，中共中央秘书处于10月5日在内部予以公布。由于陈昌浩的《报告》是在延安批判“国焘路线”之后动笔的，其中有许多违心的话和不实之词。批判“国焘路线”是1937年2月27日启动的，到3月27日已经达到高潮，到了3月31日这种批判扩展到全党全军。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由于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以及“南下”的错误出了名，所以他很快就成了“退却”和“逃跑”路线的代表，而且这时候，不管什么错误，往他头上推，都是很容易的。于是，1937年3月西路军覆灭的责任，立刻就算在了张国焘的帐上，成了“国焘路线”的实例，使张国焘无奈地背上了这一历史罪责。好像是事有凑巧，该着张国焘倒霉，人们把西路军说成是“国焘路线的牺牲品”，使他有口难辩。事实上，当时批判张国焘是过火的，一方面对他本人，是没有的事也按在他头上；另一方面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来讲，本来没有责任，也成了挨批的对象和靶子。
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好“顺水推舟，诿过于人”。他竭力把事情说成是张国焘偷偷地调动部队西渡黄河，并解释说这是张国焘要搞一块个人的地盘，以便称王称霸、对抗中央。他说西路军向西进发是“被敌人吓倒了”。本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矛盾就十分尖锐，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毛泽东对张国焘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这回可好了，毛泽东是一石二鸟，既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又加深了张国焘的错误。
陈昌浩在张国焘受到激烈批判的形势下，不能不同张国焘“划清界限”，他的报告不得不“跟着形势”写，他必须揣摩着中央的意向，尤其是揣摩着毛泽东的意向，然后再下笔。因此，他的报告按当时的“时兴说法”，指出了自己是在张国焘命令下西渡黄河的，是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云云。估计，陈昌浩如果不这样写，他也别想过关。
徐向前和李先念在多年以后，提到西路军失败的教训时，都就事论事地作了深入分析，只是，他们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谁也没有指出毛泽东应该负什么责。不过，我们根据各方面的事实，可以做如下分析。
首先，有人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这种说法以何方先生为代表（《陈昌浩回到延安以后》，文载《纵横》2003年第一期）。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的各项命令来看，西路军的使命有以下四点：一是打通国际路线，穿过河西走廊，到新疆接受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二是在甘肃建立根据地（先是命令在凉州建，后来又命令在甘州建），拓展红军的地盘；三是在河东部队吃紧时东返，牵制敌人，以策应河东部队的行动；四是配合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牵制国民党对西安用兵。这些使命，说实在的，是西路军根本不能胜任的。这些使命使西路军在战略方向上飘忽不定，时而向西，时而向东，时而原地不动。
其次，西路军在作战方面毫无主动地位。西路军面对的是马家军的骑兵，敌人熟悉地形，采用西路军难以应对的大迂回、大运动的作战形式，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没有补给，没有依托。而且西路军动辄要配合别人，策应别人，而没有任何别人配合西路军，策应西路军。
最后，西路军缺乏战场上机断专行的条件。一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遥控指挥，指令多变，忽东忽西，时进时退，欲进又止，迟疑徘徊，旷日持久，卒陷绝境。另一方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盲目服从，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陈昌浩因跟张国焘“南下”过，此时在精神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兵，对上边的命令不敢有半点异议。徐向前在西渡黄河以后，主张照直往西打，把国际路线打通后，建立了新的后方，然后挟苏联的军援，杀个回马枪，横扫马家军。他的意见向上边和陈昌浩提出后，受到指责与压制，结果他也不太敢坚持了。徐向前根本就没有展开拳脚。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对西路军的失败，首先应该负责、最最应该负责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这一点，陈铁健先生写道：“中国革命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失败与成功交织，正确与错误并存。”“失败和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教训而令人意气消沉。”陈铁健先生还尖锐地指出：“那种迷信‘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甚至诿过于人，掩尽天下人耳目，其实是最愚蠢的。”（《惨烈西征，冤魂向谁说？》，载《百科知识》2004年10期和11期。）
中央军委在对西路军的指挥上，缺乏一个明确而坚定的战略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本来是1935年底和1936年初就已经确定了的。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作战计划》，准备实施宁夏战役，紧接着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这都是执行“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对于西出嘉峪关这一战略方向发生了动摇，请看：（1）1936年10月24日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11月10日中共中央命令组成西路军；（2）1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武威）前进，并告之苏联运到新疆的接济物质正在准备中；（3）11月20日前后，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几乎没有可能），以吸引敌军向西，减轻河东红军的压力；（4）12月18日中央电示西路军准备西进，限令1937年1月夺取甘州、肃州（张掖、酒泉）。几天后，中央又令西路军东返；（5）1936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继续西进；（6）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建立根据地，以牵制蒋介石回南京后对西安用兵；（7）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不允。高台一战，第五军全军战殁，西路军仅余一万多人，中央连电催令西路军东返；（8）1937年2月中旬，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返，就地坚持，待机西进。
上述中共中央命令、中央军委命令和军委主席团命令，不经毛泽东点头，是不可能发出的。这些相互矛盾“没准辙”的命令，简直让西路军无所适从，不知该怎么好。西路军的行动再快，也没有毛泽东“没准辙”的嘴快，没有他的电报快。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两种心态。第一，由于历史上他吃过共产国际的亏，他对共产国际一直有戒心，因此，他对斯大林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同时他在骨子里并不十分倚重苏联的那点儿军援，他从来就没有过“打通国际路线”的坚定的决心，这使得他在西进的问题上左摇右摆；第二，他对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也不放心，舍不得给陈昌浩放权，剥夺了陈昌浩临机应变的条件，死死地卡住了陈昌浩。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处处掌握战争先机，使敌军疲于奔命，很打了不少漂亮仗，就像歌儿里唱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呐！”可是，对西路军的指挥，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毛泽东当时的指挥风格呢？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超出西路军实力的任务硬安排给西路军？因为西路军是由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组成的吗？这不得而知，毛泽东怎么想的，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从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具体指挥上看，他不但对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不允，而且对西路军请求出青海解决部队补充问题亦不允（1937年2月有电报）。他的基本态度是只准西路军策应友军，配合中央，而不让任何友军策应西路军或是配合西路军。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西路军的？西路军是后娘养的吗？
我们可不可以多问几个为什么？该不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在当时清醒的认识到西路军的失败，完全是中央军委指挥失误所至，具体地说，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对批张（国焘）过火内心不服，并声称要到共产国际去说理。这两位准备说明真相、拆穿骗局的同志，随李先念支队撤到新疆，可惜的是，共产国际他们没有去成就惨遭秘密杀害了。李特和黄超60年以后的1996年才得到平反。
是谁对李特、黄超说明真相、拆穿骗局的行为害怕得要死，而且狠下毒手，竟不惜杀人灭口？其用心何其歹毒？这件事可能不容易查清，但问题更可能是根本没有人组织或是愿意下工夫去查清。中国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多得数不清，而且并不是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其中得到平反昭雪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人负责的。容许对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者，免于追究责任，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的本质，就是容许不公！这样的中国特色，绝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耻辱！
毛泽东的弥天大谎由于是写在“为民立极”的《毛选》里，这可是全党全国奉为圭臬的必须学习的书，因此，这个弥天大谎竟帮助毛泽东欺世盗名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只是毛泽东歪曲事实、强奸历史的一个典型事例。只要细想一想，在毛泽东治下，事实被歪曲，历史被强奸的情况多了去了。
陈铁健先生的《惨烈西征，冤魂向谁说？》，为西路军的将士们，发出了血泪的控诉。中国历史的良心未泯，给我们带来了些许慰安。笔者上世纪50年代末分配到新疆工作，耳闻了许多流落在青、甘、新的老红军的悲惨故事。数十年来，西路军的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继续写着他们人生的血泪史。据陈铁健先生披露，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十一位领导成员之一的熊国炳，在建国十年后的1960年冬季饿死在酒泉公园门前的风雪中，无人过问。而熊国炳悲惨辞世的时候，1959年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们，已经走出监狱（在监狱中他们温饱无虞，也没有受虐待），受到了很好的安置。这里，命运的反差如此强烈，难道是公平的吗？这是上帝的错？还是时代的错？抑或是权力者的错？
半个世纪里，西路军的幸存者，那些昔日的红军将士有口难辩，欲言又止，心存余悸，心存恐惧，他们明明是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错误指挥害了，却要背负“逃跑、退却、分裂主义”的罪责。张掖古称甘州，那里是西路军幸存者相对较多的地方，1960年在半封建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中，在三面红旗下，全州数十万人死于毛泽东“大同社会”的大饥荒里，而西路军的幸存者们首当其冲。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的威信陡涨，此时他开始精心地打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他在自己的言论中、文字中，不断地指责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王明、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而他自己呢？一贯正确。毛泽东要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西路军覆灭的事发生了，他怎么办？他运气好，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批判张国焘的大好时机，把这一重大错误顺水推舟地转嫁到了张国焘的头上。从他极善于把错误推给别人的一贯作风来看，做这种事，他想必是驾轻就熟的。而且由于形势有利，毛泽东又善于利用形势，因而他的弥天大谎，几乎是天衣无缝。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哪怕你权大得可以一手遮天，要想永远欺世恐怕也难。不是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在毛泽东死后不出十年，还是由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和徐向前等人揭开了。1981年11月29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话时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3年1月5日，陈云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见的（陈云当时被派往新疆去接受苏联的军事物资——笔者）。西路军的行动不是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应该承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即令算在毛泽东的帐上，也不能不说，毛泽东在建国前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间，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用“功高盖世”来形容，亦不为过。但毛泽东在指挥西路军上所犯的错误，同样说明了，所谓“一贯正确”，所谓“战无不胜”，全都是神话，是没有的事。这一切只不过是愚民的宣传。而毛泽东捏造的弥天大谎，恰是他大搞愚民政策中善用的绝招。毛泽东一骗人民、二骗历史的勾当告诉我们，对此人尤其要听其言、观其行。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受他的骗也就罢了，他人都死了，还甘心继续受他的骗，我们将置自己于何地？事实上，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种种表现，他的刚愎自用，多疑任察，独断专行，人莫予毒，指鹿为马，危言耸听，口是心非，强词夺理，出尔反尔，二三其德，以至拉一批、打一批，又打又拉，纵横捭阖，坚持反动的封建主义路线至死也不回头的种种行径，都不是凭空突然产生的，而是在他的思想上和为人的品质上，有着深远的渊源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造神运动或是个人崇拜，本质上一是欺世盗名，二是愚弄群众，对历史只能是一种亵渎。当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对爱德加．斯诺说“中国需要个人崇拜”的时候，他早先说的“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岂不等于放屁？那种一方面在口头上把人民群众吹到天上去，另一方面又以人民群众为愚弄对象、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砝码的人，其最终必然会走到独裁的道路上去，成为孤家寡人。西路军的失败是一个悲剧，这只是建国之前的一个悲剧；至于建国以后，毛泽东制造的悲剧就更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场残酷的浩劫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克拉玛依 2004-12-7
人生感悟：带她去你从前常去的地方，她内心会无比快乐，你失意时，她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你。
真是汗啊我的帖子好少啊加油 多谢提供，多看帖，回好贴！！！ 谢谢分享 :lol :lol 我呸,就象现在中央反贪,地方贪污腐败那么多.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分享!祝周末快乐! 多谢楼主分享！！周末愉快！！ :)学习一下啦:) :)学习一下啦:) :)学习一下啦:) :)学习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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