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中王岐山的父亲为什么“不敢乱说乱动”？
其父经历坎坷： 迎解放、遭抄家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父母情况以及他的早年生活，略知一二。
记得那是1956年，我父亲从上海奉调进京，第二年的秋天，我和姐姐、妹妹也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巧的是王岐山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捉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经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全都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早年的清华每届新生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稀缺人材”了。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没几年，抗战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在山东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岐山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岐山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王父和当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留下来去迎接新中国的建立了。可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岐山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坚持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的城市建设部（后改为建工部）的直属设计院。 “文革”结束，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建国之初的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多年后，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挂名做过国民党上尉的这桩陈年往事，却又被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的厕所。而我的父亲似乎更倒霉，1968年，我父亲不幸死在了“文革”的批斗会上……我至今清晰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建设部）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期间没收我家的住房退回来，在建设部的办公室里，我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他搀扶着父亲，很小心的样子。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在批斗会上惨死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是1968年夏天被斗死的，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那时候，我死去的父亲头上，至少有三顶大帽子“叛徒、特务、走资派”。拿出任何一顶，都够吓人的。那时候，愿意到我家来坐坐的老邻居，真不多。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也因此，“文革”后我母亲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文革之后，家属大院的崔主任早就退休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大院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少年往事 ：“恶毒攻击雷锋”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
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俩，结果他们俩还结伴和那些嘲笑他们的男同学打了一架。多年之后，王岐山还笑着对我说：“小学同学中，我最忘不了的就是盖学良了，他可是我的山东老乡呢！”
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既在机关大院里打球，也会跑到月坛体育场去打球。这不，多年之后他做了副总理去美国访问，奥巴马总统通过中国驻美使馆打听到这一“背景”，于是当着中外记者的面，隔着老远给王岐山扔去一篮球，60岁的王岐山不仅稳稳接住了球，还把篮球顶在手指尖上转了几圈，小小地秀了一把。
文革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的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多年之后，我向他求证：文革中，你究竟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对应班级的辅导员。偏偏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著找来看了，我赞成艾思奇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那就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百分百正确，那未免太过骄傲……。”
那位初一年级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大哥哥”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啦，全校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搞军训，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我让他们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是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三十五中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王岐山去了陕西，我去了内蒙古，那之后，我们多年没有联系。（作者方进玉：原新华社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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