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经学家

旅行者2号

述者｜最后一个经学家 述者芃澜 为什么要讲经学家呢？

这话得从民国十六年，即西元1927年，时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废除经学科的民国元年仅十五年，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出版了《中国经学史》，在结尾处——

本田成之这样写道埃及和迦勒底学问在其本国已亡掉了，希腊的学问在他的本国已亡，而在他国却完全保存着呢。佛教也是这样！回想我以前，在南华某人家，曾见左宗棠墨迹一联云“异国古书留日本。”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以上文字引自《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陈壁生）

其时，章太炎等国学大师仍在，经学的传统仍在。但经学的命运却不可遏止地走向了最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竟先感觉到这股日薄西山的肃杀，真是唇亡齿寒。

什么是经学？经学自然是以经为源头的学问。
什么是经？

经本意即纺织时的经线，一旦确立便不再变更，而靠纬线左右穿梭，喻为恒常不变的大道。所谓称得上的经的学问，就是讲述恒常不变之道的学问。讲述道的书，便称为经书。并非今人拾西方牙唾谓之古代经典之义。

中国学问的传统就是经学的传统，实际上则是“道统”。中国学问是以道为核心的。一切文字、技艺皆是入道，或趋近于道的，由此而有“中”。“中”即“道心”。有了道心，而诸学方有根蒂，遂能生发。数千年不坠，而成泱泱中华之文明。

中国人有经学，自然有治经学之方法，有音韵、有训诂、有注疏、有目录、有版本，代有增益，然而方法，不等于经学，不过是使人趋近于道的工具。不明之人，将二者混淆，于是在方法中打转，见有辨伪，有古今经学之争，便怪讶嗟叹，此指月不分之误。即庄子所说的“每况愈下”。

近百年学术史，是道统颠覆史。康有为指称古文经学之始作俑者汉代刘歆其实是遍伪群经，由此而开疑传世经书皆伪之先河。章学诚、章太炎欲纠康有为之偏，乃称“诸子皆史”，以期肯定传世经书之价值。孰料，却将经书推入史料之泥潭。顾颉刚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指章学诚、章太炎），六经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遂为倡西学之胡适之流，有可乘之机，于是，中国一切学问，原本是有本有末，有根有叶，有支有华的生命体，至此皆落为需要整理之材料，皆成了过时的死物。好端端一个经学大厦，到了这里全成了砖瓦、材料和破烂，只等着捡拾可以再利用的，装入按照西学结构的分科中去。能用的，便是有价值的，不能用的便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一个“CHINA”念作了“拆了”，实在是百年中国学问之总体命运。百年学者，皆以认同西学为先务，以西学改造中学为能事。

《经学的瓦解》后记所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术丧失了自身的价值系统，典籍成为‘史料’，中国学术也成了西方学术的附庸，即便最为保守的现代新儒学，也是建立在对西来大量观念不加检讨的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承载中国传统义理的经学，则在现代学科中瓦解殆尽。

然而在这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学的传统在个别人那里仍然被完整地继承和坚持着，但其人之命运，也终于演变成为这一大变局下的悲剧。

我这里说的人名叫石永楙——一个注定不被认真对待的人，甚至被遗忘的人。然而，他的确是最后一个经学家。

石 永 楙

石永楙，字松亭，生于1909年，卒于1975年。原籍山东茬平，久居天津。

其父名兴周，以教书为业，并通岐黄术。松亭幼承庭训，读经之余，亦好切脉，曾师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学医。

少年入天津县师范讲习所就学，1927年加入严修创办的崇华学会，为首届会员，受业于章钰，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七七事变”后，曾西入巴蜀，在重庆结识徐悲鸿、傅抱石等画家，彼此引为知己。

抗战胜利后返津，先后任教于法汉中学、木齋中学，又曾任药铺秘书职，其间陆续出版了《庄子正》《大学正》《中庸正》《礼运正》等数部专著。1946年，其所作《论语正》问世，受到了当时学界名流如卢弼、金梁等人的肯定与赞赏。徐悲鸿对此书也极为推崇，曾函购数部寄赠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期引起国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

（石永楙简历引自《论语正》前言“石破天惊《论语正》”，作者涂宗涛 高喜田）

石氏之正，是为恢复经书原貌之义。所采用的方法，则是传统经学的治学路子。面对当时对经全面否定的背景，他指出“是非伪本，实乱本也”的基本判断。从而为经之地位找到了立足点。乃重回经书之源头，“以经文自证经文，其道一以贯之，其义粲以明，其事比以会，其辞灏灏乎，若元气之充乎太虚，磅礴万物而不竭，其声挥绰而远也。”

以《论语正》为例试以简单说明其工作。我们所熟悉的《论语》被目为语录体，虽有学而、为政等二十篇，四百八十余章，但实则“其分篇，无系统；其章次，无甚义理；其辞，每割截不完；其作者，不知何人”（石永楙《论语正叙要》），微博兴盛时，有人甚至说孔子是最早的微博体发明人（每段话不超过140字，杂感杂谈，而无系统），其实，《论语》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历代经学家皆有讨论，汉代文献中，也屡有提及。如《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有十二家，二百十九篇，且提及有《齐论语》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王充《论衡》更是明确记载西汉时期有《齐论语》和《鲁论语》，皆分为上下二篇，其中有《问王》和《知道》作为篇目，另有河间本则分为九篇。这样的篇章结构启发石永楙借助自身精湛地经学功底，第一次系统复原了《论语》面目，使本来杂乱的语录体，按照一条主线，贯穿而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知道篇》，共五章，分别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为《问王篇》，分别是《正名第六》《士耻第七》《绝四第八》《问王第九》。从而使一个杂乱的语录体的《论语》聚合为扎实的，且文脉连贯成篇的著作，孔子之思想上下文一脉贯通，立即晓畅明白，“一旦得之，若合符契”（石永楙语）。

《论语正》一出，使孔子《论语》之思想，乃呈现于二千年之后，又使种种历史记载所留之疑问，乃有了着落。

何以《论语》变为今日之形态？

汉景帝末年，曾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散乱的竹简，史称“孔壁中书”，其中《论语》部分，被后世称为“古论语”，是由孔子二十世孙孔安国受命整理的，之后传给了鲁人扶卿。到了安昌候张禹为太子刘骜（即后来的汉成帝）师，为了教学方便，将原本浑束为一的《论语》打散成章句体，如我们今天课堂教学的《内经》采用的条文体，史称《张侯论》。由于其贵为帝师，影响力巨大，故此《张侯论》竟而独传，东汉末年，大司农郑玄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参校其他各家版本加以修订和注疏，终于形成了今天的《论语》模样。而其他诸家本则在变迁中逐渐湮灭。这段历史，被石永楙称为“乱本夺真”。

问题是，二千年来，固然有明眼人不断质疑，但终究不能堪破。

原因何在？

一是，《论语》在唐宋之后已归入《四书》，成为不可增损和颠倒一字的经典。二则是，治经者，究竟未明，经学之本义乃是述道，文字本身不过构筑道境之用。

石永楙之所以能够为此实在是明白了经学的根本。其入境之法，乃是回到经学之源流，而非迷途于训诂注疏等外在工具。一旦堪破，此间顿时豁然开朗，其意义自不用赘言。

当时的学问家，已经点破。

金梁称石永楙“二千年来，一人而已。“卢弼更是赞誉其为“二十世纪之马丁路德金”，将之于经学之上的贡献，比拟为基督教史上的马丁路德金。

可这位经学上的马丁路德金，究竟是生不逢时。

新中国成立后，他生活窘迫。徐悲鸿为此亲自致信毛泽东，并随信奉上石的《论语正》等著作二本，并称“其所造就，许多人惊服！”毛泽东回信说，赞同徐悲鸿先生的意见。表示“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并请徐悲鸿持毛泽东的亲笔信找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为石安排工作。悲鸿接信后立即赴天津请石往北京，但不知为何，石竟拒绝。此后，徐悲鸿多次敦请，石只是不行。

其后，石永楙寄居津门，或行医，或教书，或引车卖浆，处境日益窘困，晚景愈加凄惶。

1974年，举国开展批林批孔，石永楙因言论不合时宜，而被捕，1975年死于狱中。（石永楙简历引自《论语正》前言“石破天惊《论语正》”，作者涂宗涛 高喜田）

201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论语正》影印本。

芃澜以为，“缘督以为经”，中国的学问非回到经学的传统中去不可，否则，没有了源头，终究还要枯竭，所以不顾浅陋，愿意以述者为任，向经学中去求索。述《庄子》内七篇后，选石永楙先生《论语正》为蓝本，拟述《论语》，名为《孔先生的背影》，敬请好朋友关注。

qilin

最后一个经学家 [复

王者之道

感谢分享！

周瑞峰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