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人—（转）

找窍门为上

我到华东人民革大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一年（1951年）我16岁都不到，读高中，有一次逃课在马路上乱逛，走过外百渡桥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吹来，把墙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来，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内容了。如果没有风吹着，我根本不会看那个布告，谁管他什么内容呢，可是风偏偏把布告吹了起来，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开来看。一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招生，最后一天，招生处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反正也没事，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就报了名。当时要求报名的人要年满17岁，可是也没有人管你，他们问我念到哪里，我说初中毕业，他们说好，那你来吧。就这样，我被送到苏州去受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分配工作了。

还没有毕业，就去参加了抓反革命。当时我们是跟着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门而已。我记得一个晚上在苏州就抓了很多人。我们很迷惑：怎么那么多的反革命？后来了解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先是在上海展开，很多人从上海跑到了苏州。这是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后来枪毙反革命，我们跑去看，小孩子看到那种场面，回来吃不下饭。

接下来就是土改斗地主，斗争地主的时候，说我同情地主。怎么回事呢？当时让我写一个布告，公示判处死刑，写判处死刑理由的时候我问写什么，领导告诉我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口罗嗦什么！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关于卫斯理的小说，就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

革大受训完后，还有另外一段故事，才去了内蒙古。

在内蒙古，因为大雪阻路，煤运不进去，天寒地冻，很多人都冻死了。我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当柴火，我想河水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时我砍一些树再搭好就是了。我以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结果被冠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破坏交通”是现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关在一间周围没有人烟的小房子里，门也是透风的，里面只有一个炕，每天晚上，狼就围着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声真是可怕。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垒了炉灶。当然没有煤，要自己收集干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要死掉的。他们每两个星期给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给我送来一块很大的“花岗石”，我问：“这是什么？”送东西的人答：“豆腐。”好家伙，豆腐要拿斧头砍着吃。幸好那时候年轻。

我是骑马离开我所在的单位的，当时我的单位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个朋友给我偷了一匹马，朋友告诉我：骑着马一直往北走。我说，往北走不是蒙古游牧部落吗？朋友说：就是要去游牧部落呀，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到了那里，你学蒙古话，过两年，改个蒙古名字，你就变成蒙古人了，娶个蒙古姑娘更好。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不会再有人管你。我就骑着马一直往北走，当时是五月中旬的样子，抬起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斗星，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从九点钟走到十一点钟，忽然天阴了，下了一场大雪，东南西北再也无法分辨，只好随着马乱走。大概走了几十里路，天快亮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我也不知道火车是朝南还是朝北，就上去了。没有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就好了。

上了火车，没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在那里报了一个临时户口，我在鞍钢做了两个月的小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低，有四十多块人民币。那时候旧币已经改成新币，是第一套新人民币。

身边有了一点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说。因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时就已经想到了最终目的地是要到香港来。

初到香港 文坛露峥嵘

初到香港的时候，什么活都干过。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身边的人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发表出来。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让我继续写。我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没有被人家退过稿。

写到后来，有家报馆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过都没有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生活了。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55块钱。我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看见我了就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司马翎，在我任职的那家报馆，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还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

有一次我在《明报》上与金庸论战。那时候《明报》已经接近创刊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报纸让我写稿。在《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个镜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

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他说：“我有说过吗？”

你说“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为金庸续小说”那个对子？很好玩啊，是不是？张彻的剧本差不多都是我写的。和张彻的交往太早了，那时他三十来岁，穿一个花衬衫，头发吹成卷的，个子又高，真是神气！张彻是个非常出色的文人，书法、作曲什么都能干。那时候他在另外一个报纸上写影评，我在《真报》客串写影评。我写影评你知道，有时候根据一张海报就开始写了。张彻是真正懂电影的人，看到我写的影评，看不过眼，就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说我没有题材写东西，没有看过电影就乱写。我就跟他论战：“你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评电影，是评影评，不是影评家，是评影评家。”后来董千里看到了，说：“张彻我认识的，找他出来喝咖啡。”一见面，就很投机，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他做了导演，找我写剧本，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形式叫电影文学剧本？”我说：“知道，我很喜欢看。”他说你照那样写。所以我给张彻写的剧本都是文学剧本，你看我的剧本就像看一篇小说一样，从头到尾没有电影术语，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写那种剧本。

当时有个导演，以为所有写剧本的人都想做导演，在我写剧本很出名之后了，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做导演。那位导演下午五点钟到我家，一直讲到半夜一点。他撑不住了，说：“我饿了。”我说：“你还没有吃晚饭？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我马上给你安排？”我说：“没兴趣。”气得他大骂：“你为什么没兴趣？”我说了一句话，让他三个月没有理我：“我自认上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这辈子何至于沦落到要做导演？”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否则的话他三天两头地来，岂不烦死了。所以一定要严词拒绝他。

1967年，我去台湾，第一次认识古龙。先是帮一份武侠杂志向他约稿，一见如故。（和古龙见面一定要喝酒吧？）喝酒喝酒。（你和古龙酒量谁大？）古龙的大。古龙喝酒不是喝，是张开喉咙往里倒，直接倒进胃里。很奇怪，他这样喝应该辨不出酒的好坏。但是他能，有一次我试探他，把坏酒放到好酒的瓶子里给他喝，他马上就知道酒不好：“这样的酒我不喝，我要喝好的。”我说：“你喝酒都不经过喉咙的，怎么分辨酒的好坏？”他说：“用嘴巴也可以感觉到。”

1967年见面之后，很长时间我们没有见面。直到1980年之后我才经常到台湾去，见面才多一些。他经常骂我重色轻友，因为我不是很肯为朋友到台湾去，反倒是为女人去多一点。他因为逃避兵役，不能出国，也不能离开台湾。

古龙去世之后，一帮狐朋狗友也不管他，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办古龙的葬礼，说好一人一半。结果我到了台湾，那个朋友不见了，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多钱？这时候邵氏公司的经理邵太太说：“只要你们不胡闹，古龙葬礼所有的费用邵氏来出。”这简直是及时雨，我说：“你真是伟大，否则的话我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邵太太又叮嘱：“你们不要胡闹。”我说：“我明白。”否则的话48瓶XO我哪里买得起。所以很多人说邵太太不好，我从来不说。

葬礼举行的时候，把酒放在古龙身边，有人说：“酒这样放的话，你们又这么招摇，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古龙死了也不得安宁，肯定有人要偷酒的。”我说：“那怎么办？”那人说每瓶喝一半再放下，这样就不会有人偷了。

守在棺材旁边的人开始打开酒来喝。喝着喝着，前面礼堂的人们听到后面有酒喝，也跑过来，大概48瓶酒都打开了。喝了一半就放下，喝了一半就放下。我喝着喝着，悲从中来，对着躺在棺材里的古龙说：“古龙，你也来喝一点。”酒还没有倒进古龙嘴里，他嘴里喷出两公分的血柱。当时在场的有很多朋友，有三毛，他们见了，赶忙拿纸去堵住古龙的嘴巴。我那时候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小古龙，岂有此理，原来你没有死，你装死来吓我们。”我就要上前去把古龙扶起来。两条大汉走上来扭住了我的胳膊，扭得好疼。我骂他们：“你们干什么？”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碰的，尸体碰到阳气会尸变的。”然后他们就急急忙忙加上了棺盖。

三毛拿了一大捧带有古龙的血的纸，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要我要。”结果带回香港，我老婆吓得要死，给扔掉了。前两年古龙的儿子打官司要做亲子鉴定，给我打电话，说：“匡叔，听说你收藏着我爸爸的血迹。”我哪里还找得到？

风流事？那当然相当多，年轻的时候我在这方面很出名的。因为这个，曾经和太太闹得非常不愉快。我移民到美国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一段时间，我们非常不愉快，我跟她说：“我知道大概是因为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她说：“是啊。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穷得要死，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多愉快！”我说：“你要两个人生活的话那太容易了，我们移民到美国去，到那里没有人认识你，谁来理你？”她说：“你肯去吗？”我说：“那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就移民去了美国。对外宣称是为了躲避酒气，其实我哪里怕什么酒气！

到了美国，我种花养鱼，自得其乐。十四年没有回过一次香港。黄霑知道我去美国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真是好笑，倪匡到了美国，不知道有多自在，倒是倪太，闷得要死。”你知道她十四年回来多少次？四五十次！

回到香港其实也是为了她，可是她不肯承认。在我七十岁之后，她突然打定了主意，不肯一个人回香港来了，说我一个人不能在美国生活，要陪着我。你知道，女人最有主意，随便你怎么说都改不过来。她十个月没有回来，结果闷得整个人像脱相了一样。我说：“你一个人回去好了。”但是她不放心我一个人。我没有办法：“你一个人不肯回去，我陪你回去好了。”她问我：“你肯回去？”

“那有什么不肯？我当然可以回去。”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香港，就在三年前，2005年。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一个老头子回来，已经没有什么新闻价值，没想到一出机场就让记者包围了，闪光灯乱闪。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条都是：七十岁倪匡回来了！标题处理得那么大。

回来之后，有些记者一直跟着我，就是通常人们说的那些狗仔。我到哪里跟到哪里。我问他们：“是不是你们一定要跟？”他们以为我要骂他们：“对不起，匡叔，我们也是有任务的。”我说：“太好了，你们谁的车子漂亮，我坐你们的车子。”我从来不怕记者拍照，我不明白电影界的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怕被记者拍照，要是怕拍照的话，怎么会躲不开嘛。

我从美国回来两年多了，不断有人请吃饭。朋友对我真是好得不得了，每个月三十天，至少有二十天是赴约和新老朋友吃饭。

我这个人，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最适宜的工作就是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不必听任何人的意见。我在香港不闻不问，一混就是几十年，写作是我惟一的谋生方式，稿费越来越高。提高稿费的办法也很简单，最多的时候同时要写十二个武侠小说，在墙上拉一个绳子，拿小夹子把每个要写的小说夹在绳子上。今天该写这个了，就把这个摘下来，一口气写上12天的，明天该写那个，就把那个摘下来写上12天的。每次写大概不到两万字的样子。我那么多武侠小说，自己从来不收，很多人来找我谈出版我的书，我说那要你们自己去找。

L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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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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