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
今天的人们普遍感觉我们的社会里善的种子还是不够多，很多事情是突破底线的，有人因此而感到失望，甚至开始怀念过去。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感觉做坏事的人少，是因为当时不凸显个人，大家都在集体中，除非整个集体都不做好事。那时，中国的城市格局也很像乡村，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等，邻里关系几乎是不能移动的，几家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一辈子，一个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谁要是做了一件坏事，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这就让人本能地要求自己克制先天的弱点。
到后来，人们开始流动了，流动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忏悔、救赎的心。
我们总说好人不多，但其实好人也不少，有时候往往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有位外国人把最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情况大家一起救人的的视频编辑在一起。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里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绝对没有绝种，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们对待好人，不要背过身假装看不见。
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的故事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有人曾经问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没有罪过感的状态。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而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有一次梁晓声先生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主人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同样地，梁先生在另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国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
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最近梁先生正在写一本书叫《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有人问梁先生：大作家给小学生讲怎么写作文，会不会大材小用？梁先生说，别小看写作文这件事，它其实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人文自我教育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好人文学”影响了少年的梁晓声先生，他希望通过文学也能让善良沉淀在孩子们的身体里，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便会先天就具有“好人基因”了。
越战时期有一张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了，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梁先生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并且他没有罪恶感。
梁先生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梁先生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梁先生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就开始讨论了，第三种就也是可行的了，因为这并不犯法。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梁先生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梁晓声先生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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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3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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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30 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