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资本与权力——中国性别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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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与权力——中国性别危机的到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潘毅
连续曝光的校园性侵事件引发针对师德的争论，也有学者说，这也是多年来相关法律未能落实的结果，还有人觉得，性侵幼女还是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作祟，淡化男人的处女情结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性侵幼女事件的发生。必须看到的是，性侵幼女案只是中国社会性别危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让女性身体性化、商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女性的身体不仅服务于男权，同时被资本所掌控。凸显性感身体的女明星照片登上各类娱乐杂志封面，报纸、电视肆无忌惮地充斥着丰胸、瘦身、美白广告，互联网上不分级别的情色照片更是泛滥成灾。性感，成为女性美的唯一标准；性欲，更是被金钱不断地利用、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服务”于有权有体面的男性。
今天，我们的社会冒出了一些时髦的词汇：个体自由、性解放、性跨越、性主体、我的身体我的情欲我选择，乍看都酷似女性主义的性革命话语；但是，试问，一个被物化的身体，一个被切割成胸、腰、眼、唇、手、臀、腹、腿的身体是否可能有个体、有自由、有解放？一个只代表色与欲、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的身体如何发展出主体性？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是否可以被称作“人”，从而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对女性人格的任意践踏与侮辱，事实上是性侵事件如此频繁发生的社会根源，而广告、互联网和传媒，在资本为上的同一天空下运作，同样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挑战性、资本和权力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我们如何讨论性别自由？
至今，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父权社会。中国性别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连续多年的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当父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化社会，我们的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超生，往往就是为了生到男孩为止。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婴出生数/同期女婴出生数×100)从1990年的111.36增长到2012年的117.70，其间最高曾超过120，而在某些省份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130，远高出联合国明确规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102-10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据估计，2020年中国将出现3000万-4000万“光棍”，而数量如此庞大的“光棍”群将引发一系列与婚姻压力相关的问题：“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性市场将进一步扩张。社会学家布迪厄写过一本小书《单身者舞会》，讲述法国农民阶级男性找不到老婆，无法成家立室，他称为“被禁止的再生产”，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被阶级结构扭曲的现象。今天，中国的底层男性将面对同样的困局，而我们的女性，不用说“再生产”，就连基本的生命权利都给剥夺掉了。
所以，媒体常常叨咕的“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才是需要严肃面对的真问题。然而仔细考察所谓的“剩男”，我们发现存在一个阶级问题。一方面是“小三”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屌丝”们的集体自嘲。掌握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资源的男性是婚姻市场的宠儿，不会遭遇任何“婚姻压力”。而那些底层的，尤其是农村、不发达地区的男性才是婚姻竞争中的失败者。压力之下，他们将目光转向反抗能力较差的弱势女童则毫不令人奇怪。不久前，我们还在惊叹印度社会的强奸事件，害怕今天的印度(同样是性别失衡，底层找不到老婆)，会是明天的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性侵案件已经在频频发生。
1949年以来，国家通过立法以及宣传、动员，中国女性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提升，使男女平等不仅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日常践行的生活常态。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淡化，过去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今越发严重，如同工不同酬、劳动性别隔离等。而原本已经消失的社会问题，如卖淫，却又卷土重来。如今，中国男女两性间无论是在经济收入、劳动分工还是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以及政治参与，都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 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诸多社会属性被抹杀，我们距离女性独立、自主、解放的路途越来越遥远。
(作者潘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刘亚系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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