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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对华战争早已提前打响 这些天,日本在华从事间谍活动人员被抓是各大网站中的热词。其实,本人对日本在这方面过去如何活动以及手段等的关注已久,但收集的资料杂碎,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让中国读者看了之后立刻领悟的醒目材料,因此,一直处于想写但苦于写的状态。突然有一天,看到中国新华社的驻日记者蓝建中先生在日本登户研究所(著名的间谍机构)拍摄到的一张照片,豁然开朗,刚好最近中国又抓到了日本间谍,感觉现在是时候了,遂借助他的照片外加笔者日常收集到的资料,发表这篇博文供中国读者共想(享)。 通过以上图片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战争中的战斗力的认识,除了武器装备与穿军服的将士之外,还包括图示中的两大部分、两大“工作”。一个是“情报工作”;还有一个是“撹乱工作”。“情报工作”之下再有两块:谍报与防碟。通俗地说就是,“我要知道你的一切,而我的任何事情也不让你知道。” 中国人熟知的日本间谍,其中之一就是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土肥原贤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征求世界各国推举日本战犯名单时,蒋介石在中国国民政府拟就的名单上,在土肥原贤二的名字上添加了1的序号,也就是说,蒋介石认为土肥原贤二是对中国罪大恶极战犯中的首恶。 铃木贞一回忆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平素待人接物敦厚诚实,不修边幅,凡事漫不经心,我认为他不是适合于他所从事的那种特务工作的人。但是,他由于被中国人相信而取得成功。他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可亲的态度,吸引了中国人。中国人对他总是那么亲密,和对待我们完全不一样,这也许是天赋的才能吧。” “敦厚诚实”的外表与他所从事的工作完全“背道而驰”,中国人到了事后才会后悔莫及地想“怎么会这样?”“原来竟是这样?”。 甲午战争期间的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密电中提醒李鸿章,日本人擅长“言行两岐”。李鸿章对日本的判断是:“存在两个日本”。也就是说,表面上“敦厚诚实”与背后 “阴险毒辣”是常态,能够将“两面三刀”运用到中国人难以识破,那既是土肥原的本事,也是他的特长。 按照溥仪后来的描述“他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可亲的态度”,敬仰中国古代文明,时常向郑孝胥等人讨要个汉字条幅或汉诗,土肥原等人的恭谦举动让中国人激动不已,陶醉在中华文明的优越感中,领导人们遇到这类人时,往往无法自持,立刻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打赏”。 日本间谍中的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名岩畔豪雄,在他的提议以及积极推动下,1937年,日本陆军在东京的中野专门设立了间谍学校,因学校位于中野区,同时为掩盖其间谍学校之实,故命名为“中野学校”。“九、一八”、“一、二八”前后曾多次利用过川岛芳子的田中隆吉曾出任过该校校长。该校招收的学员都必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由于不少人来自陆军士官学校,他们的言行中带有日本军人的烙印,为了适应今后的“特务工作”,学生进入该学校后的第一课,就是是要迫使他们“改换习气”,他们一反在社会上、陆军士官学校中的外表,假装很狂野,留长发,蓄长胡子,生活放荡不羁,外形与日本社会中的循规蹈矩格格不入。他们通常对日本政府以及政府推行的对外扩张侵略政策持批判态度,表面上信仰“人类大同”,口口声声称实现公平社会是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这些都是为了拉近与接触者的关系,获取他们的信赖。他们最常用的掩盖职业是,记者、商社职员、宗教人士(和尚)。 “撹乱工作”由“宣传”与“谋略”的两个半球组成。 日本参谋本部通常固定下设三个部,在第二部之下,分别有苏联科(第五课)、欧美科(第六课)、支那科(第七课)、谋略课(第八课),“谋略课”下设“总括班”、“谋略班”。 何谓“谋略”?“就是“通过情报操作(片面灌输错误信息)、宣传等,造成敌人孤立、混乱”。所谓“防谍”,就是“探知敌人策划的谍报、谋略,将其反向利用,散布虚假情报,造成敌方混乱。”(以上解释均来自日本字典) “谍报”是刺探敌方情报,发现其弱点,“唬敌”、“惑敌”、“扰敌”、“痹敌”。当“知道了你的一切,而自己的一切都不让你知道”时,“撹乱工作”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展开了。所谓“宣传”就是骗你,“谋略”就是收买你们内部的人骗你。 “谋略”,具体是收买敌国的集团与个人,破坏、撹乱敌国的国民生活。通俗地说就是收买你,让你为日本利益服务。只要能够打败对手让日本获胜,日本暂时失去的,事后都会加倍回收。因此,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给你金钱(往往是假币),给你女人,再给你毒品。日本制造假币还可以破坏对手的经济秩序,售卖鸦片等毒品外加妓女,弱化你们的身体,弱化你的战斗意志。
日本近代对华最典型并成功的“谋略”,就是诱降汪精卫,而直接从事诱降活动的是影佐祯昭(如今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祯一的外祖父,他的名字中,“祯”来自外祖父,“一”来自父亲)。影佐1937年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支那课”课长(大佐),此后的11月,参谋本部新设“第八课”,也就是“谋略课”,影佐出任课长。“谋略”的具体工作之一,是支持一个所谓“民间人”里见甫。后者的外号是“鸦片王”,他于1913年进入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以记者身份在中国活动。1931年9月起在“土肥原机关”中工作,与甘粕正彦一起,从事所谓“谍报、宣传、宣抚”工作。表面上的身份是记者、后来是电通的社长,实际却是贩卖鸦片,制造并散布各种假消息。1946年3月,里见被GHQ作为甲级战犯逮捕,他是首名以“民间人士”身份被送入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嫌疑犯,他后被免于起诉释放,死后的墓碑由岸信介书写。 影佐在上海专门设立了“里见机关”。1939年诱降汪精卫后,日本先后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影佐机关”。最初的活动经费都来自里见贩卖鸦片、毒品。影佐1939年升任少将,1940年4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影佐成为了军事最高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他升任中将,离开了汪伪政权。 “宣传”,就是“利用媒体,向敌方单方面提供信息,使其丧失战意。” “单方面提供信息”,就是向对手散布“片面信息”,而“片面信息”,实际上就是“假消息”。要不断地、反复地散布“假消息”,用欺骗的手段,使对手丧失战斗意志。它与“情报工作”互通、互换,通过“谍报”了解对手,尤其要抓住对手的“破绽”,再此基础上“夸大”、“挑拨离间”、“抹黑”、“丑化”等,这些都属于“片面信息”,是“撹乱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俄战争前,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冒充中国人,书写中国文言文的《檄东三省士民文》,历数俄国之坏;中日之友好。
同时在中俄双边散布假消息。以俄国人之口说激怒中国人的话:“东三省属于俄国势力范围,不容日英置喙”;又对俄国人说中国人痛恨俄国人。 日本刚打完甲午战争,又迫使中国支付了三千万两白银才赎回了辽东半岛,此时日本为了让中国人忘记日本之恶,反向渲染俄国恶的同时,将日本的行为美化为“利他”,他们的动机是“兴亚”,要实现“黄种人大联合”,一起将白人势力赶出亚洲。 土肥原之流拼命学习中文,目的就是为了“战胜”你。为了对外扩张,日本军部早就派人进入到缅甸、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建立人脉,布置关系网,然后到处散布假消息。冲绳战之前,日本派去了中野学校的毕业生在当地担任教师,取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后,就开始按照军队的指示行事。美军对日实施占领之后,甚至有人打入了GHQ,收集情报,同时散布假消息。 “片面”的“宣传”,中文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中国人说“兴亚”、“保全中国”、“五族共荣”;对列强则说“中国野蛮”、“愚昧”,“抗拒西方文明”,而日本是最好的学生。 这种所谓拯救中国于腐朽没落之中的说辞,对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的另外一种变形就是:满人治满,蒙人治蒙,汉人治汉,而其实是分裂、肢解、弱化中国。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每个军阀下面都有日本军事顾问,他们挑动军阀割据并混战,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老百姓与军阀一起完蛋。 日本过去对中国动枪动炮的同时,还不停地实施“撹乱工作”,如今枪炮不敢用了,但“撹乱破坏”却在加强,而且一天也没有停过,一切表明,日本针对中国的战争早已提前打响。 日本不停地进行“谍报工作”,目的在于发现中国的“破绽”。如今中国的“破绽”是什么?腐败,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等就是部分“破绽”,日本要么自己上,要么在中国收买集团或个人,丑化、矮化中国政府。把中国的“破绽”夸大,片面丑化政府,以同情老百姓的面目出现,这就是日本当下的“撹乱工作”的重要的一环。 以支持中国改革、建立公平、廉洁社会为名,行在中国各阶层之间挑拨离间、抹黑中国之实。打着“利他”,为了“和平”,为了“中国人好”的大旗,一方面可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动机,另一方面容易获取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的信任与共鸣,其实却是在造成我们思想混乱,达到他们“撹乱中国”的目的,中国人必须警醒,“思想混乱”是“撹乱中国”、“祸乱中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我们发展航天,日本感到威胁了,日本就开始“挑拨离间”,称政府置那么多穷人而不顾,花费巨额金钱在“面子工程”的航天上。我们要加强国防,造“航母”,他们就造谣中国“穷兵黩武”,而当我们发展高铁,他们就称农民工要乘绿皮车。 没有人希望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所有丑陋,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才能克服,任何外来势力都不会为我们好,这一点是所有中国人必须绝对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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