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毒”的观点你真的能容忍吗？

玄武胡

    对于政府而言，不能惩治不违法的“有害”观点——这个比较能达成共识，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得容忍那些自己不认可、不正确、匪夷所思的观点——也就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对立方的想法。你做好准备了吗？

    文丨特约评论员 冯雪梅

    新闻有时候很热闹。刚刚，人们还在为公租房该不该建游泳池打嘴仗；突然，朋友圈里满屏都是警察摔倒抱小孩子女子的视频。话题随之迅速转移，“仗”打得更热闹。

    上海松江，一名抱着孩子的女子与警务人员发生争执，并推搡警务人员。被多次推搡之后，警务人员突然出手制服该女子，孩子也一并被摔倒在地上，哇哇大哭……

   

    几乎在事情发生的同时，现场视频就传到了网上。 “警察打人了”，怒斥警察暴力执法一时成了主调，可很快，反对声音就来了：女子为什么要推搡警察，为什么要拿孩子当人质去和警察理论，谁撒泼谁弱势谁胡闹就有理吗？这事要发生在美国，早就被警察击毙了……

    涉事民警下午就被停职，论争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我在群里看到，挺女子的和支持警察的各说各有理，剑拔弩张，打得昏天黑地。这情景在群里并不少见，不止一次因为某个观点之争，有人“约架”或者愤而退群。

    谁都说服不了谁，谁也不听对方说，打到最后的不是“真理越辩越明”，而是势不两立，视如仇寇。如此情形大约你我都不陌生，我有时很好奇地想：到底有没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人有没有固执己见不被说服的权利？

    谁都知道，只有一种声音和观点很可怕，最终导致极端和独裁，因而要包容不同意见，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可这种理论上的正确，实践起来相当困难。

    就说同一天引发争议的另一件事：公租房该不该建游泳池。

   

    有市民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府公开信箱里发文，要求有关部门为他们居住的公租房社区修建配套泳池，结果被政府工作人员用一句“建议买高档小区”给怼了回来。

    早在多年前，就提出过廉租房条件不能太好，不应该配独立卫生间，以防富人抢夺有限的资源，结果遭遇喊打声一片。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穷人也享有一切权利，他们凭什么要住更差的房子？穷人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有游泳池？如果你仅仅站在市场和效率的角度，给以否定回答，难免要承受“歧视穷人”的道德压力。

    那么，要求政府给公租房建游泳池就活该被怼？或者，带泳池的公租房穷人住不进去，就一定正确吗？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能不能求同存异，寻找到“最大公约数”，进而达成共识？

    这在现实操作中，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沙坪坝政府后来对“不当回复”表示了歉意，并承诺会想办法解决市民诉求——这应该是争论双方都接受的，却并非事情的本质，一触及“如何解决诉求”，又将是一场论战和纷争。

    就算有了共识，或者“大多数人的意见”，它一定就是对的吗？也未必。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妇女缺少独立判断的能力，因而不能有投票权”，“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之类，曾经都是很多人接受的“共识”，最终却被证明是谬论。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则证明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总是正确。

    所以，大家只可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这话有点儿大，可确实如此），在不停的争论与妥协中，艰难地和解。这一点上，美国的制宪会议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样本，我甚至怀疑这种“伟大的妥协”不可复制，所以才有后来的厚厚一大本《罗伯特议事规则》。既然我们都不是天才，不是“公众利益至上”的真正精英，都有切身私利益，都有小心思，那么大家就坐下来，按着议事规则，大大方方提要求吧。

   

    如果双方都能愿意妥协，部分（全部基本没可能，不然也就不用谈了）接受对方的意见，当然皆大欢喜，可要是我就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有没有不被说服的权利？

    比如，我就是认为袭警的妇女活该，政府就该给公租房配套游泳池，我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化，行不行？

    这个世界的矛盾恰恰在于，一方面我们叫喊着权利自由，一方面我们又骂别人是傻X，并且想要打倒自己不喜欢不愿意不接受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有害”“有毒”的言论。

    只是，“毒害”的标准又如何限定？如果允许“有害”言论存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表达自由，又将发生什么？

    先来看看美国首席大法官霍姆斯的故事。

    作为一个曾经三次负伤的联邦老兵，霍姆斯肯定不喜欢任何反战言论。在前三次的审判中，他都赞同惩罚“不当”言论，即，任何人不得“恶意煽动或试图煽动不服从、不忠诚、叛变或拒绝执勤”，不得“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可这一次，他却不支持对散发传单的“反战者”进行有罪判决。

    当时，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第四起《反间谍法案》的案件。霍姆斯认为，那些反对总统出兵苏俄的传单，“不过是卑微可怜、微不足道的小打小闹”，不会造成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作为“少数派”，霍姆斯并不足以改变审判结果，但他确立了判断某个言论是否有害的标准——“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 如何不存在近在眼前的危险，那么“可怕的”甚至“煽动性”的言论，就随它而去吧。

    可是，如果不存在即刻危险的言论被容忍，它伤害了其他人，怎么办？霍姆斯去世之后，联邦最高法院的另一起“言论自由”案件，就再次引发了冲突。

    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幸在伊拉克战场阵亡。举行葬礼的当天，反同性恋的教会组织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着相当令人反感的标语，声讨军方对同性恋行为的过度宽容。

    当晚，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家人，在电视里看到了令人心碎的画面——那场与葬礼同时举行的示威游行，“上帝仇恨同性恋”、“感谢上帝、弄死士兵”之类的标语，深深刺痛了丧子的老父，他决定起诉教会。

    结果令人吃惊。大法官以8:1的票数，判定持极端言论的教会胜诉。罗伯茨大法官在判决意见里写道：“……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

   

    这样的判决，你能接受吗？如果事件发生在国内，舆论场上朋友圈里，又将会被撕裂到何种程度？

    对于政府而言，不能惩治不违法的“有害”观点——这个比较能达成共识，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得容忍那些自己不认可、不正确、匪夷所思的观点——也就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对立方的想法。你做好准备了吗？

    很多人都知道有关言论自由的经典案例——“沙利文案”。法学教授、《纽约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安东尼·刘易斯，专门出版了有关此案的著作，中文版颇有意味地将其译为《批评官员的尺度》。可是，刘易斯不是绝对自由的鼓吹者，他对媒体权力的扩张持审慎态度，因为“媒体并非永远扮演正面角色，他们偶尔也会作恶”。

    在随后的著作《言论的边界》中，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自由“不仅是表达的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不仅包括不受欢迎的政治言论，而且包括科学与文学领域的新奇、甚至令人震惊的观点”。

    “那些被我们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这样的说法，你真的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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