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一头雄狮的悲鸣 作者：蒙勇鹏
摘要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翻开“束星北”这部大书，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演多久?
2015年10月8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在屠呦呦引起国人轰动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就有一位最有希望向诺贝尔物理奖冲刺的科学家，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对他极为器重，他的天赋极高，他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李政道曾经多次说过，没有他的这位老师，他就不会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
他向物理学的前沿发起过一次次冲刺，但是，他的美梦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碾得粉碎：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极右派，被管制分子。他被整整改造了20年，他写过无数次检查，他拉过平车，修过水库，打扫了厕所许多年。
他的名字叫束星北。
1972年，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降温的迹象。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却在头年9月13日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给了毛泽东猛猛的一击。
天下大乱要走向天下大治，这是中国社会各界的呼声。
此时的中国，到处是敌人。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北方的苏联重兵压境，磨刀霍霍，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国内的敌人还远远没有消灭干净。国民经济一片凋蔽。我们还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任务艰巨啊!
穷途末路之际，毛泽东开始琢磨怎样向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
这个时候，久居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回国来了。
10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李政道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接见过程中，堂堂一国总理向李政道求援说，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来中国讲学等等。
李政道直言不讳地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
他还说，他这回想见到他久久想念的老师束星北，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对束星北，周恩来也知道，但他沉默了，他没能满足李政道这一小小的愿望。
此时的束星北在哪里?
正在青岛医学院里接受劳动改造，头上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的一举一动都要接受所在单位的监控，他经常做的事是打扫卫生、检查汇报。
一、束星北其人
2004年，刘海军先生出版了他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披露了发生在束星北身上的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束星北，生于1907年，卒于1983年，江苏南通人，其父束曰璐毕业于江南陆师学校，清末曾任官家的参领，辛亥革命后引退。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的主事，与其兄束曰官(张謇的女婿)办理经营盐业与纺织业。民国初年，两人实际上已成为江南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左膀右臂。家里祖上留下来的上百亩水田，由妻子郭氏一人料理。在束星北八岁那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太太回家，母亲一气之下，带领束星北从家里出走。束星北跟着母亲来到姨母家。
为了衣食和学费，束星北开始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从江都县大桥镇的小学起，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的。1926年束星北来到济南市齐鲁大学的第二年，先行公派赴美留学的朋友来信约他到美国读书，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在美国，经同学引荐，他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最初，他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做工助学，洗车、修剪草坪，发送报纸、修建铁路、修建码头、装卸货物，他都干过。
1927年7月，年仅21岁的束星北离开美国来到日本、朝鲜，又从满州里来到苏联，他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谋到一个文秘的差事，一面工作，一面对一个新政权进行考察。他本期望着从这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中能获得一些启示和借鉴，可是革命成功后的苏联给他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最初我从报纸广播里了解到取得新政权的红色苏联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取得了按劳分配、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晃晃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几乎天天都有枪杀。”
深感失望的束星北很快就离开了苏联，来到欧洲的科学中心德国。走了十几个国家，到处都是战争、饥饿、内乱、贫穷，他对社会体制与制度的探索和考察至此结束，他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他不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劳心费神，他开始心神专注地钻研思考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了。
离开德国后，经同学的介绍，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身边。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基础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当时已称名世界，惠特克的理论物理更让他心醉神迷。惠特克的分析力学被圈内人士奉为经典。束星北在两位大师门下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业的提高有如神助，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以一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的引荐，束星北来到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毕业于剑桥大学，历任母校教授和天文台台长。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爱丁顿还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者，他发现了恒星的质光关系，在恒星大气理论、恒星运动、相对论、量子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但在多数人眼里，他对人类最突出贡献是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尽管束星北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心仪已久，可是拨开积云，让阳光落下来的还是爱丁顿。
1928年，也就是在束星北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的这一年，物理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即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这一方程后来被物理大师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的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的方程。这个方程奠定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赋予了真空以新的物理学意义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这个天才的理论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束星北的导师达尔文的极大的兴趣。达尔文以他敏锐的目光和雄厚的实力最先在科学界取得了对狄拉克方程的解。束星北几乎目睹并学到了导师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
为了继续深造，1930年8月，已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特罗克教授。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使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他的这篇文章思路新颖，实际上已超越了导师爱丁顿。他把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物理期刊》上并将它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束星北巧妙地把引力场和电磁波结合起来，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束星北本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多待些日子的，对他来说，很多课题和想法刚刚开头。可是母亲却让他回家与葛楚华结婚。1931年9月，束星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战乱纷扰的国家，从此再没有出去。
回国之后，束星北走了几个地方，最后来到浙江大学。他有幸遇到了慧眼识真才的竺可祯。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是束星北最为得意的时光。作为一位知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出任此职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三项条件：1.财源须源源接济;2.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3.时间则以半年为限。可是，后来，他却在这个位子上干了13年。他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被美国人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选聘一流教授的决策作出之后，束星北又返回浙江大学，并被委以重任。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竺可桢本着这个宗旨，聘请名师，倡导“求是”学风，一大批国内外名教授纷纷而至。在竺可桢营造的浙江大学环境中，束星北如鱼得水。此时的浙江大学，因躲避日本人的侵略而迁到广西、贵州、云南一带。作为那个时候的物理系学生，许良英、周志成、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后来的精英人才，都深深地感叹束星北老师的授课使他们终生受益匪浅。
此时，束星北与同在浙江大学任教的王淦昌，都对科学事业有一股执着与严谨的精神，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不同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专门开设“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和争论。两个主角无论是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杠”，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中，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ß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讲，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果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耋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与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50年代初，玻尔还在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二、爱认死理的束星北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
倒运首先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太鲜明了，疾恶如仇，表里如一，这样的人走背运，在1949年之后的大环境下屡屡被盯、被踩、被整，似乎是注定了的。
这种个性似乎又是他母亲给他的遗传基因，在他母亲独自撑持一个大家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个性。人称“束大嘴”的束郭氏，当年高大丰硕，性情刚烈，她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那些偷懒耍滑的佃户地头上，若是哪个不幸的主儿给她逮住了，可就倒霉了，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祖宗八代拖出来理论一番，要是哪个不识趣的再敢无理纠缠的话，束大嘴就会扬起她那个让所有佃户都畏惧的手，劈头盖脸地扇下去。可是，束大嘴又心慈如佛，若逢灾年，不但主动减租，还会捐资募化，赈灾衣食，每到枯冬春荒，束家都要发寒衣，施面粉，村里的人都说，束大嘴是刀子嘴，豆腐心，有慈悲心肯做好事。
如果说，在中国农耕社会尚能容忍束大嘴的独特个性的话，而处在1949年之后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社会里，束星北的走背运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和哲学家揉合在一起了。
在学术和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与他打交道，若是没有实力底气，是架不住几个回合的。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多大，学问多深，一旦发现下面坐着束星北都禁不住心惊胆战。他会提很多问题，常常会将报告人问得张口结舌，惊慌失措。当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书上或某人这样说的，用引经据典的方法来回答问题。对这样的回答束星北从不放过，总要问报告人自己是怎样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观点，就可以用讲道理来回答。否则，某某人某某书的提法，不能代替回答问题。
他的学生于良回忆说，在学术上，束先生的做法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
1952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7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工业大学。这所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中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找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然而，束星北却因为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属于“政治学者”，他谢绝了王淦昌的邀请，选择了山东大学。
他是在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到学校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让人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
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的学生。王先生介绍了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也谈到了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前景，当然更多的是他的认识和成果。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和重要的概念。在讲了将近50分钟的时候，坐在前排的主持人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作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这就是束星北。
最难受的是王先生，他呆呆地立在一边，看看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又求援似的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校长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人们的情绪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面前哭诉。山东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此后，这位“束大炮”也让校长华岗领教了几回。
此前，山东大学刚与华东大学正式合并，由华岗担任校长。华岗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而优秀的才子，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28年5月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辑。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全国解放前夕，华岗就召从香港搭船回来，路经青岛，被留在青岛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写过中共早期的党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也有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被认为是接管后的山东大学最合适的校长人选。
在华岗这样一路从革命道路走过来的老布尔什维克看来，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对旧知识分子的“洗脑”成为大学的当务之急。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年讲三十五次。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束星北对此反应更为强烈。他时常在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成一场轩然大波。
应该说，华岗校长对束星北是很看重的。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别墅大院。2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星北的薪水也定得很高，有600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
在物理系主任刘洪宾的引荐下，`束星北到了华岗的家。闲谈一阵之后，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星北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华岗等束星北的话说完，他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正本清源”，他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星北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子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真起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这所以是一潭政治死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
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向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
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
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束星北与华岗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岗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的糊涂观点和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星北也站起来当众喊到：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可是，一脑子马列主义的华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首先当了“马列主义”的牺牲品。
1955年秋，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斗争中，华岗落马了。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省委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1957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利7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1972年春节，他病死在狱中。1979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和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
就在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1954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
50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全面学苏”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极为有效的的知识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脑运动”，紧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边倒”学苏联，便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教育体制和旧的生存方式的运动。
全面学习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教授导师的个体教学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的组织模式：集体教学;在课程内容上，逐步删除了欧美资本主义腐朽的内容，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材料。
这些举措，遭到束星北的反对。在他看来，苏联是个专制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的初期，他们之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就是证明，最初的代价完全可以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当然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束星北认为，“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院系调整”简直就成了法律。“所有的私立学校取消了，大多数的外国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斯大林模式迅速地在清理一空的中国高等院校里扎下根来。西方式的文科学院和通才教育取消了。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期培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他说，“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
束星北就是这种爱认死理的角色。当他听说帮助高教部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他站出来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门提出了质疑：“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来的教学经验就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胡闹，这样下去，有亡国的危险。
潮流之下，束星北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他“扭转乾坤”的企图只能招致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和政治压力。束星北对于学校日益升温的政治学习热潮，无力阻挡，却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搭台子唱反调。
为了把那些躁动不安的学生拴在课桌前，他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牛顿、爱因斯坦、海伯森、狄拉克、玻尔等等科学家成才成名的故事和经历，他不时地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和学子的精神来激励他们，他说：“如果学生和老师都去做政治家、理论家，那么，社会主义建设靠谁来搞?工厂企业谁来建?大炮坦克谁来造?量子力学，相对论、或尖端科学谁来研究?”他不断增加测试、考试，常常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弄得学生疲于奔命。
束星北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混乱”，不但引起了学校的警惕，也遇到了物理系党支部书记李哲明的抵制和斗争，也许碍于师生关系，最初斗争还属内部的、地下的，当束星北和华岗的矛盾公开后，李哲明就和束星北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李哲明是国民党时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新政权成立后，成为新大学的中坚力量，受到重点培养，让他们重新“回炉”，三年的学制改为一年。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好多人都有了解脱了的感觉，可是束星北却不想放过他们，他跑到校领导那里阻止这批人毕业，他将这批人的水平估得很低，认为这些“回炉”班的学员，根本就不是“成品”，甚至连半成品也不是，根本就不能“出炉”。他说这批人中间有些人连初等物理的基础都没有打好，若是让这样的人去做教员的话，简直就是视教育为儿戏，不但误人也会误己。他执意让校领导将压缩为一年的学期，再改为三年。
那是一个急功近利、一天等于一年或几年的时代，大学极需要有思想觉悟有革命激情的新生力量走上教育岗位，因而，束星北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这批“半成品”最终还是按照预期的安排走上了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
本来，这批人以为“解放”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束星北没放过他们，他像是索债的债主，一路追讨过来，让一个个刚刚拿起教鞭的年轻教师个个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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