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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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