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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变不可能为可能” 2001年 这一年，中国一航开始全面投入装备的大发展，形成了空前的热度。曹刚川讲：“军中无戏言！大家算是立下了军令状！各集团老总都是第一责任人。” 集团去科工委汇报，刘积斌对刘高倬讲：“你怎么这么大胆，一口就答应了？”刘高倬回答：“我干了这么多年，知道任务的难度。但是，仗不可能是准备好了再打。还有几年时间，怎么知道就干不下来！手下的几十万人，谁也没说完不成，我怎么说就完不成？”后来，刘积斌对中国一航给予了有力支持，只要听说集团有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都没有二话。有位军委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当年军工搞这些大工程，那样的条件，那么紧的进度，我也没想到能够全面完成。 那时，台湾有F-16飞机120架，“幻影”2000-5飞机60架，台湾利用美国技术生产的“经国”号130架，还有60架经过改装的F-5飞机，这样台湾就有三代机或接近三代的战机370多架。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的空军副参谋长葛文墉在试飞过“幻影”2000飞机后讲，这种飞机(“幻影”)“如果不是对方飞行员发生错误，歼8同‘幻影’飞机的对抗是不会赢的”！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军工一场历史性硬仗铺开了。 那真是一个“井喷”式发展、极难以忘怀的“火红年代”。那时，十大军工集团的办公厅主任几乎每月都要聚会，互通情况，探讨一些体制与发展上的重要问题。记得有一次通报各集团的规划与目标，航天科技的李开民和航天科工的王建生不约而同地讲到，他们提出的是建设世界航天强国，并解释说所谓强国就是前三名；兵器工业的温刚与王庆余讲的是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陆军主战装备；有意思的是船舶工业集团的王义库和船舶重工集团的张光兴两人还谈到，两个集团都提出了要建成为世界最大造船集团的目标，但两个集团谁在前还不一定。于是两家就互相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家是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另一家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进入工程中期的全线攻坚阶段。中国一航提出了“航空报国、追求第一，激情进取、志在超越”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拼搏。“611”，即一周干6天，一天干11个小时，成为许多单位的作息时间。集团文化建设开始兴起，建立起一套以型号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那一年，陪刘高倬出差来到工厂， 看到原来工作的部总装厂房，摆满了正在进行装配的新型飞机，而相当宽敞的通道， 则长长地支起了一排排帐篷。可惜不能照相，当时我真想把这个场面永远留下来。工厂的总经理李方勇说，工人们日夜加班，吃住就在工厂里了。刘高倬看了很高兴，他说：“我们讲的志在超越，就是要超越无限，为了国家战略利益，要变不可能为可能!” 李方勇年仅36岁，就成为了工厂的总经理，这在航空工业特别是在这个老厂中，过去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为此事当时集团党组反复研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当年我刚到工厂机关，有一种说法，若不到50岁，车间主任是干不上的，40岁当上科长，也算是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成为了集团的副总经理。 听到刘高倬这话, 心里沉甸甸的。时常在想，我们在机关的，还应当为这场军工历史性的壮举多做点什么。工厂当时正在为引进苏-27而日夜鏖战。当时我国尚没有这种重型、远程、高机动性的战机。1992年，工厂的总设计师等一批人上书中央军委，要求引进苏-27。开始俄方推荐中国买米格-29，并且要价极高。当年底，唐乾三带队开始到俄考察。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军事引进项目。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重型歼击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月底，工厂隆重庆祝了建厂50周年。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俄罗斯共青城飞机厂带来了他们的祝福。而随团还来了一个重量级人物——苏-27飞机总设计师西蒙诺夫。参观完工厂，特别是看到一排排崭新的厂房与机库后，他非常感慨：“中国发展得太快了。我在苏霍伊几十年，一直想建一个高标准的机库而办不到！” 西蒙诺夫70年代初担任苏霍伊飞机设计局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担任苏联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83年担任了局总设计师。这是个很有魄力的领导型设计大家，当年在苏-27的5架预生产型飞机已在共青城飞机厂开制的情况下，他因对一些指标不满意，便不顾部长的强烈反对，竟下令飞机设计推倒重来。遂成就了苏-27这样世界上少有的出色飞机设计。由苏-27基本型演变而来的苏-30、苏-32、苏-33、苏-34、苏-35等，陆续在世界上惊艳亮相。 工厂还把几千名退休职工请回来，在工厂大门里矗立的歼8飞机前，给每位退休职工及其家属照了张相。我的父母很高兴，给我讲过几次那天照相的情景。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桌子上，直到他们去世。有时回家，我就看着这张照片发呆。由于军工单位的性质，这是他们唯一一张与他们奉献了一生的工作有关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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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3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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