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一头雄狮的悲鸣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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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还有人看和回复，再将结尾发上来，原文太长了。发帖有字符限制，很烦）
　　六、炼狱中的转机
　　转机是在李政道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先是杨振宁开拓了破冰之旅。杨振宁是在1971年夏天第一个撬开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往来大门的。在中国，杨振宁所到之处受到的待遇，令他始料不及。当他一下飞机，接待人员就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办理，他便开了一个长长的要求会见的人名单，上面有他的亲人、朋友、老师等，结果名单上的人他几乎全都见到了。他还被获准到有关科研院所和有关大学访问。周恩来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他。作陪的有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等中国科学家和傅作义、杜聿明、郭沫若等人。因为杨振宁的访问，很多人跟着沾了光。两弹专家邓稼先得到“解放和自由”。
　　紧随其后，大批著名的华裔外籍科学家陆续不断地回来了。
　　李政道是在1972年10月回来的。他不但受到周恩来、江青、纪登奎、郭沫若、王洪文、刘西尧等人会见，毛泽东也会见了他。在中南海的住所里，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同他谈到物理学的对称性，谈到人类的活动，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李政道无法想象，他和杨振宁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而一个教育几乎完全停滞、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的国家对他们的成就并不陌生，他们被当作炎黄子孙的佼佼者，当作华裔最杰出的代表，这一切当然是由于他们在物理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尤其是他们凿破混沌的发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守恒的。他们对宇称定律透视性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并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三个人：束星北、王淦昌、吴大猷。李政道是1943年秋季进入浙江大学的。这一年，由于普通物理学师资紧缺，系里便决定由束星北来负责辅导。因大学驻地有限，竺可桢将一年级设在了贵州的永兴。永兴离湄潭理工学院20多公里，束星北按着系里的安排，每周要去一趟永兴。湄谭离永兴皆为山路，崎岖陡峭，可束星北准时往返，风雨无阻。每周一次现场辅导，对那些渴望学习、惜时如金的学生来说太珍贵了，每当束星北这边的人影儿刚刚出现在学校外面的路口上，立时就给学生们包围了。于是便一边走着一边回答问题。束星北发现，在所有向他提问题的学生中，提得最多的也最有水平的竟是化工系的李政道。一般的学生的问题往往是些“现象”，或者在问了“为什么”并得到了解答之后，就告结束，而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但要问“现象”，还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个性与思维方式，使他和别人拉开了距离。“一念之差”可能决定着求知和求道的完全不同的层次。束星北突然有了“发现”，而李政道很快就从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就成了知己。每周一次的授业解惑或探讨问题，已远远不能满足狂热痴迷中的李政道，一年级结束后，李政道与束星北越来越联系紧密。1944年，束星北获知李政道要报名参军，他硬让李政道留了下来。李政道因车祸摔伤，束星北又用军令部给他的军车将李政道从遵义接到重庆。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赴美留学，吴大猷选择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在美国，李政道幸运地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费米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科学人生。
　　这一次，李政道在会见周恩来时，李政道就顺势提到了束星北。他说，造成中国的“断层”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才和教师造成的，中国不缺解决“断层”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从现实上说，解决中国面临的科学和教育的“断层”问题，谋求国外的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起用中国自己的的人才和老师，李政道说到这里，适时地提出了束星北的名字，他说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以后，在很多场合，李政道都提到束星北的名字，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次，还真管用，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反应。
　　几天以后，国务院有关官员到了青岛，专程了解束星北的情况并安排师生会面。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感到了空前的政治压力，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认定以“推掉”为上策。为什么呢?他们是这样考虑的：首先是束星北不能进京，因为上面早有规定，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被严加管制的坏分子，是不能进京的，不但不能进京，就是本市也不能出，只能待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活动。最好的办法是让李政道来青岛，可是细细想来，这条路也走不通，首先谁也不能保证束星北在同他见面时会说什么话，再就是李政道会不会去看束星北的家，要是真要看可就麻烦了，束星北的家破破烂烂的，经不得看哪!束星北的卧室不过是个两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那么大，常年“卡”在里头能舒服吗?被子破破烂烂的，用电工胶布粘着。这样的家让李政道看了，会作何感想?那还不等于往我们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吗?后来又想到将束星北的家设在宾馆，可这个方案也让领导给否定了，最后只好决定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将这事推掉了。
　　实际上，这一年的5月初，束星北的改造生涯就有了转机。也许是因为随着文革政治狂潮的渐渐式微，人们发现，单靠空喊政治口号管不了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单位找上门来了。这个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来到青岛医学院，他们是慕名而来，指名道姓找束星北帮助他们所解决最新科研难题：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的破坏。金属粘合剂是一种高强度粘合剂，20世纪70年代属于国际先进科研技术，它在机械化工和航天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和作用，它的粘合强度和可靠性远远超过电焊和铆钉。中科院石油化工研究所为了这个活儿，跑遍了全国包括中科院数学所在内的著名的大院大所，竟无人能够“揭榜”。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了束星北。鉴于束星北的改造表现，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经研究决定，让束星北来承担兄弟单位的这项科研课题。
　　接到任务后，束星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提出要到山东大学去演算，因为山东大学的资料和有关书籍比较齐备，可是院核心小组没有同意。核心小组只同意他回到青岛医学院做这项研究。去不成山东大学，束星北只好开出一个所需资料清单，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外语书单，有50多本。有关人满青岛去找，结果只在海洋学院图书馆找到一本，经过领导审查以后，决定给束星北使用。书交给他的时候，已经撕去了前言和后记。
　　对于束星北来说，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破坏试验研究本不算什么大的项目，可是没有参考书和有关资料，使得他的“旅途”变得复杂而又迷茫起来。他一个人一枝笔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楼里开始了他难得的“旅行”。由于缺乏参考文献，只能凭记忆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资料进行演算，这样使得时间拖长。“计算”即将收尾的时候，束星北得到了李政道要来青岛的消息，以后又说不来了。他甚至连李政道给他的信也不能轻易打开，而是先交给组织，由组织接收拆阅后，再决定给不给他。
　　两金属粘合剂的物理试验大获成功，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技术员专程登门致谢，青岛医学院的领导也感到脸上很有光彩。紧接着，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门来找束星北。按说，以束星北的身份，这么重要的军事设施是不能碰的。可是这一次，院领导竟很痛快地答应了。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自己的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同的军人觉得没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他扯下来。可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鉴定书。回来的时候，束星北上车第一件事仍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院里的领导听到这事后很是感慨，他们认为束星北“摘帽”的时机成熟了。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终于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真正搬掉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是在1979年底。屈指算来，他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是22年。


　　七、雄狮的悲鸣
　　1978年4月6日，束星北来到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他是被所长曾荣的吉普车接到所里来的。这天上午，所长曾荣率领着全所人马在所大门口夹道欢迎，鞭炮、锣鼓、彩旗和热烈的欢呼声让束星北喜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历史划了个圆圈，好象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开始讲他最拿手的牛顿力学。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修日晨后来回忆说：1978年8月，他刚刚结束了历时半年的科技英语中级班学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实际流场预报方法研究”这一课题中去。一天，室领导告诉他，曾所长要他参加“进修班”学习。由于他们这个项目当时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修日晨并不想参加这个“进修班”的学习。可是，所长曾荣对他说，成果晚一两年出来没关系，你一定要参加这个进修班，这是向束教授学习的好机会。修日晨带着他写的论文研究报告去见束星北，可束星北连看都不看，就把它放在一边，并对修日晨说，到了进修班，没有我的同意，不得擅自发表文章。你脑子现在糊里糊涂，讲了也没用，等你在进修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脑子清楚了，讲了才有用。修日晨当时很不服气。没过多久，修日晨服气了。他听了束星北的牛顿力学专题讲座之后，才感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精彩的一次高水平讲座，使他真正体会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束老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正式开班后，束星北对学员们说，你们动脑筋不够，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想到的问题，你们也没有想到，你们应该比我想得多才对，要变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样教起来才有劲头。当某一个问题求得解答时，一定要尽可能地去思考其物理意义，不能满足于公式，李政道就有个脾气，他从不满足于公式，而是想透，因为公式是死的。在这一阶段中，修日晨学得很累，但收获很大。束老师能把数学、物理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教学中的一绝。能有机会听束老师如此精彩的讲课，真是万幸。
　　此时的束星北，已是70岁的老人，他已垂垂老矣，他很像刚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的急症病人：氧气袋、肾上腺素气雾剂和各种各样的小药袋装备在身上。长年得不到医治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他就像突然给扔到岸边的鱼，瞪凸了眼睛，干张着嘴，于是马上就得喷药、吸氧。
　　复出后的束星北马上就“原形毕露”了。熟知他的人们好像又看到了过去那个束星北，那个直言快语、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的束星北。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们大都领略了老师的个性，他常常对那些在他看来脑子就跟“猪脑子”一样笨的学员大叫大嚷，当众用粗话来羞辱他们，如果那个学员上交的作业屡次出现问题时，他们的作业本上就留下先生独特的批语：“狗屁不通”、“什么玩意儿”、“你的脑袋是用来干什么的”。这还算客气的，也有一些常常被叫到黑板前，当众用粉笔“枪毙”。
　　他复出后，很快就被冠上一些头衔：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山东省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等等。挂上这些头衔后有关学术会议便多了起来，幸好，很多会议他都不参加，只要参加，学术讨论会或项目鉴定会议都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他的眼睛如同精密的卡尺，再严谨再完善的学术文章或成果也得打上点折扣，更不要说有错误有漏洞或不成熟的文章了。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是如此，严得令他们生畏，严得让他们心存它虑。有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竟被他退回了七次。
　　对于科学名家，他也一样毫不客气，有一个著名的海洋学家出了一本潮汐图，他发现了一些毛病，就大加批驳，电视台来拍电视，用一些书作背景，他发现了这本书，马上就扔到了地上，他说这样不严肃的书只配垫脚，他甚至专门拿出一节课来让学生给这本书挑错。
　　干部任免，按说与他无关，可是在他眼里，领导干部一定要品学兼优，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横加干涉”的。弄得一些雄心勃勃的骨干对他恨得不行。
　　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不愿入党，他说他这个人一向不听话，不守纪律，怕开会，因而不能入党，这样两清着，对谁都好!
　　那一年，是在1980年4月，王淦昌来了，他俩是生死之交。1937年秋天，日本军队在上海乍浦登陆，浙江大学还在沿浙赣铁路内地西迁的途中，王淦昌带着束星北的儿子束越新经温州、丽水到金华，再由长沙抵湘潭。途经丽水时，遇到日寇飞机轰炸。王淦昌竟扑到只有8岁的束越新身上。40年代初，浙江大学有传言说王淦昌同化学系的一个女助教要好，束星北得知后，也不找王淦昌证实，甚至连招呼也没打，带上两个学生直奔王淦昌的老家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当时，正在打仗，交通吃紧，束星北冒着敌机轰炸，辗转多日，将王淦昌的妻子吴月琴和儿女接到遵义湄潭。吴月琴说，那时候，大学里那么多事情，也只有束星北做得出。从1954年束星北去京算起，两人已26年没有见面了。王淦昌在束星北家中住了一个晚上。
　　束星北不服气。他最自信的是他的精力与记忆力都不亚于当年。1979年航天部试验的中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钱学森拍板定案此事交给束星北。结果，束星北仅以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这一年，束星北73岁。独自一人，出色地完成了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这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他毕竟老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将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老人击倒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束星北心有不甘，显然他不愿如此告别人间，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弥留之际，他要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材料之用。束星北的儿女们专门写了父亲的遗体捐献书和移交书。他特别叮嘱医学院搞解剖的张大夫，一定要解剖他的大脑，会有发现，也会有一定价值的。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病情恶化撒手尘寰，终年77岁。
　　他死后，他的遗体移交形式隆重异常，报社、电台、电视台专门作了报道。之后，束星北的遗体被送进了太平间。这期间，正赶上机构改革大换血，显然是各级领导的头等大事。束星北的遗体就在青岛医学院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繁忙与骚乱中，被遗忘了。
　　遗体重新被人记起是在半年之后，这个时候，“大换血”的“运动”已告结束，该下去的都下去了，该上来的上来了，各路诸侯都得了“分封”，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派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经腐烂不堪。
　　医学院院后是一片荒寂的林子，当初甚是偏僻，附近有人死了孩子，常常就近埋到那里，人们称其为“舍林子”。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派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子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工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藏在学校篮球场的双杠下面。
　　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遗愿也落空了。
　　一个向爱因斯坦一类的大师冲刺的天下第一才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一段悲怆的人生。
　　束星北是我们这个时代沉甸甸的悲剧。
　　在他身上，有一种学界罕见的“骑士”作派与英雄豪侠的气质。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贫瘠的地方。
　　当滚滚红色潮流席卷中国大地，他是理智而清醒和智者;愚昧和狂热弥漫开来，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他是独步草原的雄狮，用孤独的吼叫，歌唱真理，捍卫尊严。
　　当阵地的坚守、尊严的捍卫演变成死去还是活着的选择，当灵魂在一次次阉割中不断地被肢解扭曲，当明亮的眼睛和嘹亮的歌喉被蒙蔽系死，他仍用累累伤口发出一个人、一个悲剧英雄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绝唱。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
　　翻开“束星北”这部大书，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演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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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引蛇出洞之后的束星北
　　1957年，在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阶段，束星北又坐不住了。不过，此时的束星北，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束星北毕竟清醒了许多，他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开始钻研政治。1957年5月，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上，他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回应。总共半个多小时的讲演，被台下欢呼的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有人事后将束星北的发言形容为一个令人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束星北究竟在这次会上说了些什么?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下：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的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鸣”和“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1954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87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而，当有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纠正;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例如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人民群众似乎熟视无睹，还替这种违法的事加以形形色色的解释，从而使更严重违背宪法的事发生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1954年的“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面，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老师!对于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了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也未重视，这就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据说青岛九中一个物理教员被关进牢房好几个月，稀里糊涂地被关，稀里糊涂地被放，问什么罪?公安局不知道，检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关的，为什么关，你推我赖，没人负责，这说明即使像“逮捕”这样一件大事也被视同儿戏!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用说了。
　　在肃反时，任何人(尤其是党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划为“斗争”对象，甚至株连牵累到几十人，宪法即便不懂，连“一人犯罪一人当”的一句老话也忘记了吗?结果往往又全部推翻。有吓疯的，有吓死的，有人把这一切责任推到当时“头脑发热”上，当时确有“头脑发热”的狂热现象，但是上级领导不予处分，谁敢相信下次一再来一次“发热”呢?
　　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敢相信会有言论自由呢?
　　因此，要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
　　宪法，如同刘少奇同志1954年在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说的：“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还不重视宪法呢?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直接反映了“人治”的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鸣”和“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党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谈到人，即使是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说了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据说安徽省有一个铜矿，铜矿里有一个领导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额把四百人抓起来了。为什么百分之五?我们看重“人治”是多么危险?毛主席的偶然估计错误可能根本是误会了他的意思，竟弄出非搞百分之几的定额不可。
　　假使我们遵守宪法的精神，即使估计错误，也不会发生打人骂人(有组织的骂人显然也是违法的)、乱抓(即停职反省群众学习也是乱抓的一种变形，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也就不致造成人人神经过敏、人人恐慌的心理了。
　　有人问，假使某一个野心执政者自己本身破坏宪法怎么办?这就是造成风气的重要性。当一切人民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马克思可以公然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的英国写资本论，出版资本论，当然资本家和其他统治者都很恨他，但是由于英国的宪法的“言论自由”一条，当时已得到人民习惯的默认。执政者不管如何反动也不能公然禁止他的书出版，即使在资本主义末期，美国政府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封闭《工人报》仍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剧烈抵抗。这就是法制精神的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轮换频繁，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法国内阁几月一换，而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动摇，反动政策也很少改变，其原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也服务于经济基础，要建立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所以说我们人民宪法，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
　　斯大林在他的执政时期没有重视过法制，他自己不尊重“法治”，也没有养成人民的法治精神，以致犯了错误，也没人敢提出批评或公然反抗，因之他犯了更大的错误，造成了使人痛心的斯大林悲剧。
　　“法制”对一些官僚主义者可能有些碍手碍脚，但是当风气建立之后，他就没办法了，而且，请他注意，对他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有保障。
　　当风气建立之后，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而无所畏惧，人人敢于坚持正义，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人民宪法的实施，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奠定了人民政权千万年的基础。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不守法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不守法律，这样长期的统治，使人民忘记法律，蔑视法律，养成了不尊重法律的风气习惯，这种习惯到了人民自己的宪法制定之后，也未能及时改变。
　　显然党在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学习得也不够深入，长期养成的习惯一时不能扭转，同时也有“事事依法，缚手缚脚”的封建思想，因此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常常违反宪法，而上级领导也熟视无睹。即使对反革命分子也必须依法办事，也不能违反宪法。
　　所以我认为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同时，要大力宣传“人民宪法”的重要性。“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都应当尊重，应当保护。违反宪法的都必须予惩处，蹂躏宪法就是蹂躏我国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人民!
　　我建议省委及省政府赶快对监狱先来一次检查，受冤的速予平反，没有确实罪行尚在调查过程中的先予释放，对于仅有历史问题的也应按照中央政策从速处理。
　　在检查中，任何人，不管他官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凡是违背人民宪法的必须予以揭发，必须予以惩处。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宪法是不容易破坏的，人身自由是有保障的，以逐渐形成守法的优良品德和习惯。
　　我们的人民宪法，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最进步的宪法，我们应当怎样爱护它，才对得起为宪法奋斗的先烈，才对得起党与毛主席的奋斗和领导呢?才对得起全国人民呢?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的句子还不够，用“像爱护生命一样的爱护她”也不够达意，我要爱护她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过我的生命!
　　束星北在这次演讲结束时，用这么几句诗总结了他的观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后，你能说这位爱认死理的教授这一番话哪一句不是说在中国现代化治理的点子上?
　　然而，束星北上当了!他毕竟是一名学者，他理解不了毛泽东的“伟大部署”。事后，毛泽东说他的反右策略是“引蛇出洞”，这一回，束星北又一次上当了，而且败得很惨。
　　束星北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一鸣惊人，一些报刊纷纷找他索稿，特别是九三学社办的《民主报》的编辑们，对他紧追不舍，非得拿到首发权不可。束星北尽管答应了，却没有马上拿出稿子。他没有拿出稿子不是对上面的风向有了感觉，而是觉得这篇发言稿的分量还不够。他从省里回来后，将稿子作了些修改后才交给了《民主报》。束星北交稿的时间是6月7日。一天之后，《人民日报》便刊出了《这是为什么?》，好在他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一些朋友让他赶快到青岛九三学社《民主报》编辑部撤稿子。《民主报》的主编也来问他稿子发不发，他说，文责自负。
　　《民主报》在刊出他的讲话稿时，觉得他批评人们习惯“人治”、“歌颂清官”一段和“谈到人，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的一段太扎眼了，删掉了。他看了报后，坚决要求恢复。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民主报》只好在最后一期上(此后便被停刊)用补遗的形式全部作了恢复。
　　之后，束星北又在此基础上作了浓缩，将自己的法制观点以信的形式，邮给了省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并在信中特嘱刘少奇委员长阅后转毛公。他的信发出去的时间是在6月16日，这时候，全国各大报纸批驳右派言论的文章已经铺天盖地了。
　　暴风雨来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一大批昨日的名流贤达在毛泽东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缴械投降。最初，晁哲甫校长是在保他的，因为他发现束星北在鸣放期间的言行很是理智。束星北阻止了几名教授要给储安平发声援电报的冲动行为，他没有赞同副校长陆侃如提出的取消党委制建立校长负责制的建议，他阻止了学生们要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动，然而，当毛泽东7月12日乘坐斯大林赠送给他的“伊尔——14型4202号”专机飞来青岛点火之后，谁也不能左右局势了。
　　正是在青岛，毛泽东起草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定下了调子：“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太小了。这是一次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是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的调子一定，全国反右的力度加大了，面积也加大了。山东大学的右派名额最初定为几十名，《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出，便增为一百多名，以后又根据“校情”多领了近一百多名额，最后实际落实的是204人。这个数字在同类高校中属偏高的。
　　七八月份，深入揭批右派的斗争在山东大学形成持续的高潮，束星北被重新“发掘”出来，他的大名和陆侃如、刘洪宾、仲平等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赫然出现在《青岛日报》、《新山大》等报纸上。围剿和批斗也愈加激烈起来。
　　从7月底到8月初，束星北被围剿和批斗的频率平均每日一次。他的历史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以此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的问题也随着揭批的深入而越来越重。他的一些言论特别是那篇法制文章经过重新整理和加工后成为他的头号罪证。这个时候，中央又发出党内反右派的信号社论号召共产党员对党内右派分子进行严厉的批判，绝不能对他们表示出“温情主义”。这样一来，束星北的同情者从此被封住了嘴。
　　1957年9月中旬，青岛召开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省有关部门对山东大学下了命令，要他们在这之前一定要拿下最后的堡垒。“命令”无疑是对山东大学右派分子的最后通牒令，这个时间，态度能否配合变得无比重要。
　　山东大学为了配合上级的意图，打打拉拉。强攻之下，右派们都是惊弓之鸟，唯恐不能脱身，有谁敢螳臂当车呢?实际上，9月份青岛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真正的堡垒仅剩下束星北一人了。晁校长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最初他只想给束星北一顶普通右派的帽子，可是束星北的“民愤”太大，特别是上面开始反对党内右派、反对温情主义后，晁哲甫只能顺势而为，让束星北领了一顶“极右”的帽子。
　　　　束星北脑袋一直没有别过这个弯来：“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断定，这样搞下去，“以后人要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束星北都无法相信，鸣放与反右的导演同出于一人，直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发表讲话前，束星北一直以为毛主席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给架空了。反右决策是毛主席迫于压力而违心做出的。他幻想有一天，毛主席给他平反。他甚至连自己平反的时间都做出了估算：半年。也就是说，对他而言，这场“闹剧”的时间不会长于肃反。
　　到了9月，右派的阵地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礁石一样，沉默不语。家门口和楼梯仍旧像肃反时一样贴上他亲自书写的拒客令：本人近来身体有恙，恕不待客。居民住宅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人家上门揪斗他时，他就说：“首先我参不参会是我的自由。第二，我不参加会是出于对你们的考虑，因为你们要是现在斗了我，将来你们一定要向我道歉。再说，要是反过来我斗倒你们，你们也下不来台呀。”
　　学校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了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就在这个时候，大儿子束越新肩负着组织的使命，回家来挽救父亲了。
　　大儿子束越新是束星北一家的骄傲。1950年抗美援朝时，束星北将束越新送到部队，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是一所为中国培养军事将领和接班人的学院。只有中央领导的儿女和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被派送到这里。束越新毕业后被分配到锦州航空部队做了教官。他的篮球打得好，他曾是部队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在一次全军的比赛中，他超常的体能、柔韧性和高大的体魄被八一队首长看好。为了把他调进八一队，八一队的队长竟动用了中央军委的关系，来说服束越新部队的首长放人。束越新部队的首长爱才如子，舍不得放他走，束越新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所在部队的氛围。束越新命运的转折点是肃反运动前夕，那时部队正准备发展束越新入党。入党申请书也写了，组织也谈过话了，剩下的便是党旗下宣誓了。可是突然没了下文。后来才搞明白，原来束越新的问题出在父亲的历史问题上。父亲在国民党军令部时，束越新和母亲也跟着，什么事都知道，父亲怎么会成为“特务”、“间谍”呢?可是部队组织有外调材料，有山东大学的信函，言之凿凿，让束越新在组织和父亲当中选择，要么站在组织一边，来劝说父亲坦白认罪，要么滑到父亲一边，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在组织和父亲中间，束越新的精神崩溃了，结果遭到部队批斗，从此一落千丈。反右后期，束越新又一次面临选择，但这一回同上一次已完全不同，这一次已不是前途问题，而是能否保住军籍的问题了。
　　束越新一回来，束星北的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劣质白酒来催眠。束越新也睡不着，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
　　束星北终于做出了妥协，他开始在书房里构思“认罪书”了。他的妥协不仅是出于儿子的压力，更大压力是上面出台了对右派处理的具体方案。
　　7月18日，毛泽东在青岛时就对右派的处理定了框框，他表示无意对右派采取极端政策：“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要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个措施做出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决定”让他们顿悟：上面既能杀鸡也能杀猴，对于特别严重的极右派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也就从根子上触动了右派分子。因而，“决定”一出，气节也好，尊严也好，真理也好，都很难再把持下去了。
　　家庭、儿子和“决定”让束星北拿起了笔，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投降。
　　起笔是这样一行字：
　　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
　　这篇沉重如山的检讨书最终没有交上去。但它却为日后的束星北另一种命运路线开了先河。
　1958年6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向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的批复称，束星北案件，经我们研究并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认为，同意将束星北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司法机关给予判处管制处分，留校控制使用。
　　1958年10月15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对束星北下达刑事判决书，判处束星北管制三年，刑期自1958年10月14日起至1961年10月13日止。
　　自此之后，束星北进入几乎让他丧命的月子口。他夹在青岛市的1800多名右派分子大军里。这一年，束星北52岁。这时，他的儿子束越新也从部队回来了，他既不是转业，也不是退伍，而是被“黑”下来的。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首长便让他回来了，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交待，也没有任何手续。束越新在1958年成了个“黑”人。1958年的中国城市，“黑人”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束星北还不知道儿子的事情，他只能考虑自己眼前的事情：极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这三顶帽子犹如三座大山，牢牢地将他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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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我删了很多，不然发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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