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统计分析很容易“幻觉”出经济周期

zcb721220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是从经验观察开始的。在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信奉萨伊定律的“供给能自动地创造需求”，经济体便不存在波动，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很少去探讨经济周期。而马克思探讨经济危机更多地是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角度去分析，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发现这两大理论都已“过时”，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论述已慢慢被研究者所遗忘。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者对于经济出现产出的下降等现象，都会归结为政治、战争、农业歉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

　　经验研究者并不就此止步，他们发现经济运行的起伏存在一定的“规律性”。1860年，一位丝毫不懂经济理论的法国医生——克莱门˙朱格拉，在研究疫病之余，对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进行统计分析，在这过程中他注意到经济事物与疫病一样，存在着有规则的波动现象，大约九年到十年存在一次起伏轮回。后来的经济研究者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把它归结为机器设备的更新所带来的波动，称之为“朱格拉周期”。

　　1923年，英国的统计学家——约瑟夫˙基钦，对美国和英国1890年-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进行了研究，发现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存货增加时会导致厂商减少生产，这种存货波动一次的时间大概40个月，他把它称为“存货”周期。后来的研究干脆就把这种由于存货变动带来的经济波动称之为“短波”或“基钦周期”。

　　有了其他领域研究者对经济规律研究的经验，经济学家们也开始从统计的角度去寻找经济运行的周期。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对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00多年的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系列统计项目进行分析，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存在60年一次起伏的“长波”，后来的研究者把它称之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从建筑周期的角度去分析经济的运行周期，认为存在20年左右一次经济运行波动周期，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库兹涅茨周期”。

　　也有一些研究者秉承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去寻找经济周期的规律，例如，通过VARs、马尔可夫区域转换模型和谱分析方法去捕捉经济周期。

　　然而，单从统计的角度去寻找经济周期规律，如果没有经过“大数据”处理，就很容易陷入“不完全归纳法”的误区，例如，人类工业革命之后总共才经历200多年，而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存在60年一次起伏“长波”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使用的样本数才100多年，以这么少的样本为依据去判定存在60年的长波周期，显然“预测性”太强。这就像有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当别人从医学的角度指出他的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影响身体健康，不利于长寿时，他们往往也会运用“不完全归纳法”的可选样本为自己辩驳：“林彪元帅，不抽烟不喝酒，只活了63岁；周恩来总理，喝酒不抽烟，活了73岁；毛主席，抽烟不喝酒，活了83岁；邓小平总设计师，又抽烟又喝酒，活了93岁；张学良少帅，曾经吃喝赌，活了103岁；雷锋同志，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还天天做好事，却只活了23岁。”这显然就是采用选择性的小样本、进行“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谬论。

　　又如朱格拉周期以朱格拉命名，而朱格拉本人是一名兽医，这一经济周期是他在统计牲畜瘟疫死亡情况的时候，发现人类的结婚、死亡等也都存在一定的规律。在1860年之前，也就是朱格拉选取的样本范围，工业化程度、医疗技术发展程度、电子信息化程度远没有现在发达，那么这一统计规律到现在有多大的借鉴意义，显然值得怀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一种叫“SARS”的“瘟疫”式传染病传到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很多商业活动受到干扰，导致中国经济短期回落。非常巧合的是，十一年之后的2014年，一种新的“瘟疫”式病毒“埃博拉”在海外开始传播，但人类医学技术的发展抑制了“埃博拉”的传播途径，没有让它影响到非洲之外的其他经济体。

　　这说明要理解和判断经济周期，不能完全基于统计分析，更需要去理解经济出现周期波动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