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如何产生“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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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表现较为靓丽，这应当归功于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反周期操作：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治理政府城投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表外举债；2016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规范表外融资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PPP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张。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21.1%，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8.6%的增速。

　　依靠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有限度的，首先其规模受限，其次其持续性受限。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政府在不断地治理地方政府的城投平台、表外融资。今年以来PPP在不断地发力，毫无疑问，与政府负债相比，通过PPP项目融资有利于实现政府跨期资金调度，实现财政风险的跨期优化，改善政府收入支出现金流，缓解当期支出压力。与此同时，PPP项目融资可以实现政府债务从表内剥离至表外，增加地方政府现在的负债能力，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未来还是需要政府来偿还，负债的规模越大，出现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也就越大(目前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严格规范PPP项目)。因此，要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必须依靠经济内生增长的力量。

　　短期而言，尽管海外经济体的复苏带动中国经济的进出口数据还不错，但假若剔除价格指数的变化(出口价格指数由2016年5月份的96.7上升到2017年4月份的106.9)，我们很难乐观，会发现过去廉价成本的优势在逐渐丧失，因此，在难以寄希望于外需对中国经济产生新的增长周期的背景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内需来拉动未来的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发展。而从内需的投资需求来看，由于原有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高企所带来的怨声载道，要想其来再次引领启动新的周期，可能不太现实。

　　此外，金融的困局在于过去货币在金融市场“自娱自乐”，而当前在经济“去杠杆”、金融“脱虚就实”之际，又可能面临泥沙俱下，需要警惕冲击复苏基础并不稳固的实体经济。宏观政策维持稳健中性基调，从外部环境来看，美联储加息周期展开以及未来缩表的演进，全球流动性将呈现边际收紧，央行进一步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空间较为有限。

　　如何突破当前的困境？我们需要看到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8年多的调整，但老百姓的需求仍然很旺盛，只是由于供给侧制度安排的缺陷，让老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例如：房地产限购、汽车摇号、就医难、娱乐难、养老难、升级难等问题突出。这就出现了中国经济所特有的现象，一方面经济面临调整回落的压力，很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老百姓的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强劲的消费需求被抑制或者通过海外来满足。这主要是经济体的商品供给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产生这种不匹配的原因主要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直并不充分，以前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老百姓急切需求的问题进行了改革，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打破并没有同步跟进，从而便出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和不协调。经济发展历来是供给满足需求或者创造需求，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出调整的困境还是倚仗供给侧的改革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来带动。所谓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技术发展使当前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其二，通过消费的拉动使经济增长由当前倚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增长；第三，通过制度安排的改革，释放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活力，满足老百姓的消费升级需求，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逐步平衡当前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增长模式。

随风fly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表现较为靓丽，这应当归功于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反周期操作：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治理政府城投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表外举债；2016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规范表外融资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PPP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张。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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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表现较为靓丽，这应当归功于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反周期操作：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治理政府城投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表外举债；2016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规范表外融资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PPP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张。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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