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至少，毛泽东与佛教之间的渊源，会消除人们对于佛教的一些愚见吧！
《毛泽东与佛教》是到目前为止出版的唯一一本专讲毛泽东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96年、2002年和2009年分别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初版、再版、三版。作者王兴国，中国实学史学会理事、船山学社社长。
书中既介绍和分析了少年毛泽东信仰佛教的情况和原因，青年毛泽东游览佛教寺庙和对佛教哲学的钻研，以及所受之影响。同时，介绍和分析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毛泽东对待佛教的态度，其中包括：他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的评价，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及政策，与佛教界人士的交往，对佛教故事和成语典故的运用，以及在革命生涯中与佛教寺庙的联系等等。书中通过大量生动、具体的资料说明，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信仰佛教，既与其家庭，特别是母亲的影响分不开，又与韶山毛氏家族信佛的传统分不开。同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佛学研究思潮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
佛教在中国一千多年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而且影响了精神文化领域。因此，不研究佛教和佛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当然无法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少时曾信佛，稍长究其理。”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经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毛泽东刚刚进入青年时代，正值梁启超推崇佛教，为维新变法服务。梁启超倡导“应用佛学”，将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运用于现实的人生和政治斗争的实践。梁启超不仅将谭嗣同的《仁学》称为“应用佛学”，而且在自己《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里，全面表述对“应用佛学”的理解：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梁启超那种摈弃宗教的迷信，充分利用宗教徒虔诚的信仰心，去建设国民新道德的思想，曾经深深地影响过青年毛泽东。
“一多可相容，三世是一时。”青年毛泽东曾经为《伦理学原理》一书写有1.5万字左右的批注，集中体现了其当时受佛学的思想影响。即“无我论”和精神不灭的思想，“三世一时”和“一多相容”的相对主义。
佛教主张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认为不存在也不承认有什么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主宰者，即“我”。这就是佛教的“无我论”。毛泽东将之理解为“精神个人主义”，突出地说明，个体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把同情他人、“为他人谋幸福”的“爱人之心”，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批注中作过反复的论述。同时，尽管毛泽东提出了“精神不灭”和“物质不灭”两个并列的命题，但是，他当时更加重视的还是精神不灭，认为精神比物质更加具有能动性。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批注中，一方面对佛教的“泯差别”的观点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其“一多相容”的思想，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这并不矛盾。佛教的“泯差别”是以承认“差别相”的存在为前提的，就是说，佛教是看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差别性两个方面的。毛泽东在批注中虽然突出地强调矛盾的斗争与对抗，就这一点而言，他与佛教突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不同。然而，由于他当时还主张“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所以就不仅减低了他的矛盾思想的重要性，而且最终导致了主张“一多相容”的无差别境界。
“出入佛家学，决策览全局。”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53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在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表明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佛教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仅就其1958年、1963年和1964年有关佛教的谈话或批示，实质上是向我们揭示了从慧能到韩愈、柳宗元至宋代理学的兴起，这五六百年间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唐代中期，以慧能为实际创始人的禅宗的兴起，几乎取代了佛教其他各派的地位，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教派。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用力，不必向外寻找原因，就可以解脱苦难。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慧能“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对禅宗，特别是慧能思想早有研究。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是建国之后，毛泽东所注意研究的，更多的是禅宗的哲学思想，在多次讲话中，基本上都是谈禅宗和慧能。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经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工作时也带着。
针对禅宗对传统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严重威胁，韩愈明确提出恢复和继承儒家“道统”地位，并且将儒家的“道统”与佛教的“法统”对立起来，旗帜鲜明地进行“辟佛”。他对传统文化主要强调的是继承，而缺乏自觉的创新意识，忽视甚至排斥对外来文化优秀内容的吸收。毛泽东所不满意韩愈者，亦正在于此。
韩愈 “辟佛”的失败，从反面告诉人们，对于佛教是不能简单地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在这方面，柳宗元出入佛老的态度，却为人们正确对待“异端”思想，提供了新鲜经验。所以到了宋代的一些著名哲学家，他们接过并完成了韩愈提出而未完成的重建“道统”的任务，创立了宋代道学（理学），而创立的方法则是学习柳宗元的出入佛老。宋明理学的创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提供了长达数百年的理论依据。这说明这个理论体系在当时还是很有生气的，而这种生气正是来源于对佛教这个外来哲学体系的吸收与改造。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出入佛、道”，这种开放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广交佛界友，善用佛家典。”建国以后，毛泽东与佛教界人士的交往颇为频繁。这些交往，既包括少数民族中的宗教领袖人物，还包括中国佛教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知识极为渊博，他不仅对中国本土文化典籍十分熟悉，而且读过许多佛教典籍，对与佛教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文学作品、戏剧广泛涉猎。因此，他在讲话或著述时，常常是信手拈来，或作为论述某一政治观点或哲学原理的例证，或使其谈话和文字增加文采。
“足迹众寺庙，革命为生涯。”毛泽东投身革命之后，与佛教寺庙仍然间或有所来往。这种往来，或是为了工作需要，去进行调查研究；或是在战斗行军途中，暂作栖身借宿之所；或是在工作闲暇之余，游览参观散心。
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整生活和战斗了10年，而宝塔山的那座古塔，成为延安这个革命圣地的象征。古塔是八角形九层高44米的楼阁式建筑，一层辟有南北二门，门额上分别刻有“俯视红尘”和“高超碧落”字样，可见是一座佛塔。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经用它来报时、报警……
周恩来曾经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至少，毛泽东与佛教之间的渊源，会消除人们对于佛教的一些愚见吧！清欢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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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9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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