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封绝情信传到中国不久，爱伦的父亲蒋经国竟然与失和多年的祖父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悲欢离合。
蒋介石与全家在溪口的合影
章孝严确像他所说的那样，中学毕业后，他先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兵。就在这时候刚好有个外交官乙等考试的机会，以他的学业成绩和临场发挥的才能，谁也没有想到章孝严竟会在百余名参选者中以优秀成绩考取了第四名！特别是他的英语和法语，在考场上几乎没有几人可与他匹敌……
出生在苏联的爱伦
1935年12月，苏联西伯利亚刮起了多年未遇的飓风。
黎明前，在距“塔哈”车站只有一公里的乌拉尔机械厂工人宿舍里，漆黑的沉寂中突然传来一阵婴儿降生的啼哭。
这简陋破败的宿舍里住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的俄文名字叫尼古拉，而此人的真名和来苏前的经历，在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乌拉尔机械厂还不为人所知，甚至就连与他结为夫妻的俄罗斯少女芬娜，也还一无所知。尼古拉尽管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到任何时候他都是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嫡生之子。这个在苏联西伯利亚荒原里诞生的孩子，就是蒋介石家族的第三代——蒋氏五兄弟中的长子！蒋经国当时不敢为他以蒋氏命名，却为他取了个同样有俄罗斯特色的名字——爱伦。
爱伦在苏联出生不久，从中国来到苏联已经十余年的父亲，忽然收到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的一封公函。要蒋经国马上从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原因是1935年1月23日，他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引起了国内的关注。
这是蒋经国首次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公开亮相，公开向远在中国执政的父亲蒋介石宣布坚决对峙的政治立场。蒋经国的信是写给奉化溪口的母亲毛福梅的:
“亲爱的母亲: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十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到了。但是我达到的方式跟您当时说的大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人们的办法。一九三七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没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
爱伦第一次看到那封信的中译本，已经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这样言词激烈的信，本可让爱伦的父亲与统治中国国民党的祖父发生彻底的决裂，甚至可能因为政治观点的极端对立导致父子的分道扬镳。然而就在这封绝情信传到中国不久，爱伦的父亲蒋经国竟然与失和多年的祖父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悲欢离合。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中间暗中牵线的人，居然是一位共产党人——当年以哲人的智慧使西安一场剑拔弩张的兵谏得以和平解决的周恩来。周恩来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从中斡旋，最后才让蒋经国一家顺利得到了回国的机会。这样，在俄国出生的爱伦才得以回到蒋家的故里溪口。
1945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蒋孝武在战时的山城重庆降生了。
那一年正是日本即将战败的前夕，也是其母蒋方良随蒋经国从江西赣州来重庆不久。蒋孝武与他哥哥蒋孝文有所不同，他从出生时起就生活在十分优越的政治世家里。那时蒋经国已回国多年，蒋介石也鉴于国民党官场的形势，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后事，所以事事都希望让蒋经国在重庆官场上抛头露面。1949年蒋孝武随全家来到陌生的台湾。
蒋孝武置身在蒋氏家族的光环里，有强烈的优越感。无论在台湾长安东路读小学，还是后来在士林地区的中学时代，蒋孝武都没有把时间用在学业上。他和蒋孝文比试的不是彼此的学业成绩，而是在如何搞恶作剧般的游戏进行不懈的较量。到蒋孝武中学毕业前夕，他的学习成绩已经滑到全班最低的位置。
蒋介石一直为这几个不争气的孙子心烦意乱，依孝武的学业观之，现在让他投考大学，显然力不从心。与其那样赶鸭子上架，倒不如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孝武小时候喜欢舞枪弄棒，不如去当一个军人。
事隔一个月，在中学成绩江河日下的蒋孝武，忽然得到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来到凤山军校报了到。
蒋孝武入校不到一个月，就因军事教官的严格训导，发生过一场争执。教官们对多次违犯纪律的蒋孝武进行批评时，这位蒋家二公子居然当众给那不识时务的教官以无情的痛责。以后所有教官都长了见识，他们对我行我素的蒋孝武种种违纪劣迹虽看在眼里，却再没有任何人敢当面教训他了。这样，蒋孝武就成了凤山军校中的特殊学员。他每天睡到太阳老高才起床，到饭厅吃饭时也可以不像普通学员那样排队打饭。更有甚者他还要点自己喜欢的饭菜，让厨师特别为他开小灶。他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课程，凡是不喜欢的功课，他随时可以离开凤山军校，开着小轿车去台北和高雄兜风。
在蒋介石看来，蒋纬国虽有儿子孝刚，但蒋纬国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子，故而就把蒋经国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后继人。特别是长孙蒋孝文生病以后，蒋介石把全部希望都寄予在蒋孝武身上。
蒋经国也感到对不起父亲:“孝武当初进凤山军校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将来如若让他们在台湾发展，没有大学文凭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孝武进大学？然后再让他出国深造？……”
蒋介石听了这个主意，点了点头说:“这倒是个好主意，我看，索性就让孝武到台湾大学当插班生吧。”这样，蒋孝武就顺利进了台湾最高学府政治系当了插班生。
“将军梦”破灭与商海弄潮
1948年10月，蒋经国的三子蒋孝勇，出生在动荡不安的上海。
那时的蒋家及其国民党政权已处于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重重包围之中，蒋孝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这个世界的。
蒋孝勇是在台湾度过童年并长大的。他和两个兄长不同的，是蒋孝勇虽然也生在政要家庭，但他从小勤奋，好学进取。他从小就有种自强自立的精神，但是尽管如此，蒋孝勇的学业也与两个哥哥一样，始终不能成为他所在学校和班级中的佼佼者。后来，当蒋孝勇中学毕业后，蒋介石和蒋经国又商量许久，竟然又打起了让他进凤山军校学习的打算。
蒋孝勇心里十分清楚，在他祖父蒋介石的眼里，凤山军校始终是蒋家寄予厚望的地方。因为蒋介石始终认为，蒋家第三代在他百年之后是否能够继续其衣钵，关键在于是否手中握有兵权。蒋孝勇能否在台湾政坛发迹，最好也像他当年跻身政治舞台时一样，首先从国民党的军界干起。
蒋孝勇就这样放弃考大学，直接进入了凤山军校。果然不出蒋介石和蒋经国所料，蒋孝勇来军校后既不开汽车闯祸，也不随便触犯校规。他是个精灵懂事的孩子，有一阵子蒋孝勇在凤山军校内接受军事训练确实刻苦。在有关机械化武器课程的考试中，蒋孝勇也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就在蒋孝勇正热衷习练军事的时候，忽然在一次夜间军训时，冒险翻越一条沟堑，他不慎扭伤了脚。
几个月之后，蒋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转，他也有重回军校上课的心愿，但因为凤山军校的课程拉得实在太多，他已经无法赶得上了。
祖母宋美龄说：“依我看索性就别让孝勇再回军校了，他那只受伤的脚好不容易才治好，万一将来在军校里继续受训，如果再要扭伤了，又将如何得了呢？”
因宋美龄和蒋介石一锤定音，不久，脚疾痊愈的蒋孝勇便遵从祖父祖母之命，走进了台湾大学政治系的课堂。他在政治系教授连战的指导下，很快成为该系一位活跃学生。
蒋孝勇虽然生活在政治家族里，可他看透了国民党官场的尔虞我诈，喜欢上与政治全然不搭界的商贸。他认为自己的选择不该是从政为官之道，而是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经商之路。
“这样也好。因为人各有志嘛！”蒋经国从瘦削精干的蒋孝勇简短谈吐中，已经体察到他从内心厌恶国民党官场的本性。他虽然有些失望，但蒋经国终究是善解人意的父亲，深知子女的前程择业，不可以违心强求。他喟叹说：“孝勇，我想，即便允许你经商，也不能当民间的商人。那样和咱们蒋家的前辈反差太大了。我看，你不妨先在国民党的财务委员会里任个职，怎样？”
就在那次谈话之后，蒋孝勇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财务委员会委员，同时进入“鸿霖集团”——包括台湾旅游、餐饮、娱乐和货运的大型综合企业公司。蒋孝勇的老诚持重及管理企业的灵活手段，再加上他独有的特殊身分，使一度并不景气的鸿霖集团年利润迅速飚增。不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蒋经国又建议蒋孝勇接管台湾一家颇具实力的党营公司——中兴电器公司，一上任就当上了董事长。蒋孝勇上任以后，“中兴”便一改以前的颓局。由于蒋孝勇的神力，凡是台湾所有大型冷气设备的安装，一律划为蒋孝勇的“中兴公司”承包安装。眨眼几年过去了，从前在实业上没有多少经验的蒋孝勇，很快就变得名声日隆了！
到了1980年，蒋孝勇不但抓住两个上市公司不放，而且又成了台湾“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的常务理事和国民党中委，蒋孝勇不仅有财权，又有了党权，如此一来他在台湾就可以呼风唤雨了。
1985年，正当蒋孝勇在“中兴”董事长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二哥蒋孝武出事了。本来在政海宦途干得大有希望的二哥，不想由于涉嫌“江南事件”，在这一年初春被蒋经国“外放”到新加坡去了。恰恰就在二哥黯然离台不久，蒋经国的先天性糖尿病越发严重了。他不但改装一只名存实亡的义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不得不以轮椅代步。这样一来，实业繁忙、日理万机的“中兴公司”董事长，就只好把公务推给手下总经理全权代管，眼看着由他惨淡经营起来的“中兴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苦水里泡大的难兄难弟
1942年3月3日凌晨时分，在广西桂林省立医院，忽然传来几声婴儿降生的啼哭。那是一间普通的产房，这里在两个月前忽然住进一位大腹便便的青年少妇。没有谁知道此人的来历，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和职业，附近邻居只知这位深居简出的妩媚少妇有些特殊的背景来头。因为自从她住进这里以后，经常可见一些小汽车在夜间出没在这个医院里。
这位不知从何处来桂林待产的女人，名叫章亚若，她生下的两个婴儿，原来竟是与蒋经国的非婚生子。她分娩不久，两个孩子就分别取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后来，蒋孝严和蒋孝慈又改名为章孝严和章孝慈。
20世纪40年代中期，蒋经国被江西军阀熊式辉带到赣州任职，有位娇柔善良的青年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此时蒋方良带着孝文、孝勇等孩子正在奉化，而这位赣州公署新上任的女秘书章亚若，则马上成为了蒋经国开辟新区的得力助手。当蒋经国和章亚若的爱情到了开花结果之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忽然获悉此事，他大发雷霆，决心拆散这对可以葬送蒋家政治前程的野鸳鸯。
章孝严和章孝慈永远不会理解这政治家族森严可怖的家规，特别对于已被蒋介石暗定政治继任者的蒋经国来说，更不允许他在私生活中做出半点有损政治威信的事来。
蒋经国为保护章亚若和尚未降生的孩子的安全，同时也为保住自己的名誉，在桂林西郊丽狮路租了一所民房。然后让章亚若在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生下孩子。
蒋介石获知章亚若在桂林顺利产下两个孩子的消息后，大为震惊。
“混账！真是为女人就不要前程了！”他无法允许一个女人随便毁坏他儿子的政治前程，于是便向戴笠吩咐马上派人，去桂林执行一个秘密计划……
赣南的八月，天气说变就变。蒋经国正在专员公署里等候桂林方面的消息，不料这时忽然收到章亚若女友桂昌德发自桂林的加急电报。上面有一行可怕的字：“江西赣州专员公署蒋经国先生，亚若今天中午突然病亡，速来料理后事……”
王升作为章亚若后事的直接处理人，他在桂林已把章亚若安葬在城外凤凰岭下。又把尚不懂事的大毛和二毛，委托人送给章亚若的母亲代为抚养。蒋经国眼里流着泪叮嘱王升说：“你马上代我给章亚若母亲送一笔钱，并让她老人家把两个孩子送到万安居住。还要特别关照老人，今后孝严和孝慈兄弟两人，就改为母姓好了。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再姓蒋了！……”
1949年章孝严和章孝慈随外婆及舅舅从江西前往台湾。
由于生活在社会底层，以普通贫民子弟出现在学校里的他们，当然不能知道自己父亲就是当时在台湾执政的蒋介石之子。章孝严和章孝慈也不清楚他们已经去世的母亲，早年与蒋经国曾有过的缱绻情缘及几十年后仍是不解之谜的桂林之死。
章孝严和章孝慈少年时在台湾新竹县的乡间生活，他们看惯了新竹附近青翠起伏的群山，远离城市和消息的极不灵通，让两个过早成熟的孩子在学业上相当刻苦。1966年章孝严以新竹考生绝无仅有的成绩，考进台北的大学攻读，这让多年隐居在乡村的章氏兄弟第一次有机会走进大城市。1967年章孝慈也步其兄后尘，考进台北东吴大学，而且他坚决要攻读法律专业。章孝严1970年以优秀成绩考上公费出国留学，随之弟弟章孝慈也于1971年赴美国求学，在南美以美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专业。
20世纪70年代后期章氏兄弟相继学成归来。哥哥章孝严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许多不知情者对此曾有许多非议。认为他从一个平民百姓，一跃而为国民党的“外交官”，身后必有极深的政治背景在起作用，暗示章孝严考取外交官系蒋经国暗助所致。对此，章孝严自有自己的解释。他说：
“进入外交部必须要参加特考，或者先在国外拿到学位，然后再经人介绍，以专员的名义进来。可是以我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愿意出面帮我的忙，介绍我进外交部。但由于有一个考试制度，也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止我进外交部。让我有机会和所有人展开硬对硬的公平竞争。我要在竞争中证明自己的意志，发展自己的前程……”
章孝严确像他所说的那样，中学毕业后，他先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兵。就在这时候刚好有个外交官乙等考试的机会，以他的学业成绩和临场发挥的才能，谁也没有想到章孝严竟会在百余名参选者中以优秀成绩考取了第四名！特别是他的英语和法语，在考场上几乎没有几人可与他匹敌。等到后来章孝严参加“外交官”甲等特考的时候，他居然一下子考了个第一名！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无依无靠的政治境遇中当上国民党“外交官”的原由吧。
而弟弟章孝慈则始终默默无闻地攻读学问。他学法律却又不想当律师，到美国求学多年，回来后又无意于政治舞台。他徘徊了许久，最后决定回母校东吴大学执教。到了20世纪80年代，章孝慈的教学资历与学问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这位在黑板前辛苦教课多年的老教授，才终于摆脱了沉重的课程。他先后历任东吴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东吴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及校长等职。蒋经国病逝后，他在国民党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又以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1993年章孝慈毅然辞去公职，成为前来大陆为亡母扫墓的蒋氏家族第一人。（摘自红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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