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投机资本利熏心，“黑白”之争令智昏。妄说无能来治国，中财委里有“能”人。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过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散布：“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也有人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毛泽东说：“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毛泽东首先把平稳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能力的陈云。派陈云到上海协助陈毅打好这一仗。而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
建国伊始，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他们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他们在市场上一再兴风作浪。上海解放的头一周，投入流通的人民还不足20亿元，数量并不大，但大部分还是浮在市面上，充当本位币的照旧是银元，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旧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银元的黑市价，从人民币1400元涨到2000元以上。严重冲击了金融市场，危害正当的工商业，影响市民生活。一九四九年六月十
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卷大楼。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秩序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时，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销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资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着，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至此，“黑白”之战胜利告终。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不过，当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是差不多，，但销价不提高，由国家补贴。这种违犯市场经济规律的赔本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看似悖理，不符合经济原则，但从稳定上海，进而稳定全国经济较快恢复生产这个大局看，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完全必要的。看似悖理的事就不悖理了。不仅不悖理，而且是按照经济原则办事的又一种形式。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同志的理财能力。薄一波一次在给毛泽东回报工作时，讲到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很得力。毛泽东听后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一个“能”字。
毛泽东善于用典故抒发思想和情感。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理财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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