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毛泽东告戒：“不要做李自成”
诗曰：西柏坡前紫气生，迎来开国众精英。二中全会明方向，不做当年李自成。
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访苏归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吃了。回到住地，他对卫士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些话，毛泽东在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琢县到北平的火车上，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他又说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为了保证这个时代的延续，在建国之初，就用其雄浑的湖南韶山口音，郑重而庄严地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这样一个铮铮惩贪铁誓：“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东北局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沈阳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任处理。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决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十二日，他将东北局的报告批转全国。这表明他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这个决定。他还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对运动抓得很紧，亲自为中央起草指示，写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历，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中南军区因迟迟未送“三反”报告，他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他们。毛泽东刚写完批语时，中南军区和谭政送来了两份报告，他很高兴，立即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表扬说：“此件很好……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他在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手，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武汉。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当运动进入高潮时，他又一再批示：“严禁迫(逼)供信”。定案时，他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对于证据确凿，数额巨大的腐败分子，不管你资格有多老，贡献有多大，职位有多高，他毫不手软。亲自批准对开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地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李延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再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61.3亿余元(旧币)。该药行三年前还是一个小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志丰对李延琳逢迎、
送礼、请客、代找舞女，甚至令自己的姨太太陪李跳舞。而“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沈阳裕兴源油坊经理与同业串通，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牟取暴利七点四亿元。甚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有企业平分秋色。不过，这些在今天看来，好像都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大批国营企业倒闭，上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成为正常现象。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气焰。
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回报时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批转《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把“五反”斗争的任务及其必须达到的目的具体化了。三月五日，毛泽东将《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批转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指出：对工商户的处理，要掌握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
毛泽东在部署结束“五反”工作时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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