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淮河千载任凭流,沿岸频遭水患忧。盛世幸逢根治策,喜看稻菽获丰收。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 ,淮北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地区灾情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的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看到此处,不禁流下眼泪。原来这份电报说到:“由于水势迅猛,农民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翻船而死者”和“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毛泽东历来有一种深深的农民阶级情节,看不得农民受苦受气受罪。这次农民遭灾遇害就不禁伤心流泪。他自己种过田,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就果断地决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既免得农民再次受害,又能为农业发展夯实基础。
从7月至8月,毛泽东连续给周恩来写了四个个批示,提出督导和抓紧根治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7月20日写的。这个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个问题。如何,请酌办。”
仅过半个月,即8月5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个批示。这里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三个批示,同第二个批示只隔25天。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的电报写的。此电报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土改等工作的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的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报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8月25日至9月2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确定蓄汇兼备的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从此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9月1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专区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0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不宜拖,请督促早日斟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上述毛泽东的四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感到他关心灾民的心情、治理淮河的坚强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风范。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的方针和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极度拮据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原粮4亿5千万斤,保证治淮工作按时开工。这年冬天,淮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5月,毛泽东派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检查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代表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及下属三个治淮指挥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治淮坚强决心,激励淮河两岸民众治理淮河的战斗志意。
治淮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12亿5 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建成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了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夺取治理淮河战斗的伟大胜利。从此长期为害淮河两岸人民的水患基本得到根治,造福了淮河两岸人民。
这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建国以来,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