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Tom Donilon)飞往北京安排一场中美高峰会晤时，他计划的日程中并不涉及与一位改变中国未来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举行会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就表明，这是一个疏忽。
据了解那次会面情况的官员透露，习近平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刘鹤的工作恰恰是勾勒中国的经济前景，而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那些官员说，多尼隆的随行人员当晚与刘鹤见了面。他们在北京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双方在会面期间都做了笔录。
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蓝图开始交由现年62岁、儒雅沉静的刘鹤来描绘。他是一名中共官员，其同事和西方领导人都知道他是经济改革者。在下个月中共450名最高官员参加的闭门会议上，将公布这幅经济蓝图。
这个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过去一直是宣布中国一些最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平台。今年的会议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外界担心中国经济会失去动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低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估计，未来五年若没有实质性改变，2030年前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可能会降至4%。
习近平等官员一再表示，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目标是努力将本国经济建成一个更像美国的经济：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即鼓励中国人购买更多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产品等中国目前正在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鼓励创新型民营公司的发展。这将意味着背离中国老一套经济发展模式。以前，中国经济一方面依赖廉价出口，一方面在国内大举投资，建设公路、铁路甚至是新城市。
以往那种发展模式的很多最大受益者眼下成了中国面临的障碍，包括从国家指令性贷款中获得好处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一些地方领导者还将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归咎于市场改革，还有官员则利用国家大力投资的机会贪污受贿。
选择刘鹤作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这一点得到了许多中国官员、学术人士和知情人士的确认）让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场改革者将占得上风。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刘鹤便不顾那些想依靠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官员的反对，一直敦促执行市场政策。
刘鹤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扩大内需。他用这篇文章抨击了中共左派人士。他说：中共必须是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他这里指的是中共以前试图通过中央计划和动员全国农民及学生的做法来改变中国。
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说，刘鹤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刘鹤曾向斯彭斯寻求过经济建议。
本文基于对国内外诸多政党和政府官员以及参与改革进程的学者的采访，并且参考了刘鹤所写的文章。刘鹤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在新经济计划中会走多远。熟悉刘鹤主张的方案的学者和中西官员以及其他人士说，他们认为对中国的金融业最有可能出现变革。刘鹤在金融业有强大的同盟，主张推动资本更加自由地进出中国。
在外界看来，这些改革对增强金融业内的竞争至关重要，中国金融业目前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四大行能够通过向其他大型国企放贷轻松赚钱，这些国企本身又主导着能源、交通和大宗商品等行业。刘鹤及其同盟相信，使外资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高科技和服务企业，并且有助于重塑中国经济。
参与者说，不大可能推出对国企巨头直接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措施。这些企业已经阻止了过去针对其中部分企业加强监管或是进行民营化的方案。
同样面临阻力的还有旨在放开限制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其家乡以外地区享受医保和教育的规定的努力。经济学家说，这种改革将推动更多农民工变为中产阶级。地方政府对这一改革予以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增加社会服务开支。
然而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在这方面至少会有某些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暗示对此表示支持。
习近平表现出了直面经济增长放缓和藉此推动改革的意愿。他曾在福建和浙江这两个南方沿海省份工作过多年，而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带动了这两个省的繁荣。
一位熟悉领导层想法的党内官员说，改革的时机已到，新一届领导人有10年的任期，如果他们坐视不管，中国经济将成为一个灾难。
刘鹤的正式权力是在近期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后获得的。这个办公室为习近平以及中国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六位成员提供建议。这个办公室类似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通过为领导人拟定讨论方案来影响决策。
但刘鹤更大的权力可能在于他与习近平长期以来的关系，他自上世纪60年代两人在北京101中学上学时就与习近平相识了。刘鹤是习近平圈内成员，去年曾陪同习近平高调视察华南地区，这次视察与1992年邓小平旨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南巡异曲同工。
不过，在大门紧闭的中南海以外，刘鹤仍鲜为人知。他曾在中国高校学习经济政策，1995年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并一路高升。该委员会握有实权，原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机构，大型投资项目须获其批准，参与制定中国五年规划，为国民经济设置发展目标等。
但中美经济官员说，不久前，刘鹤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北京和华盛顿被认为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文员。他的中国同事说，开会的时候，刘鹤会针对别人提出的敏感问题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不正面作答。因为患有喉疾，他说话声音很轻。
刘鹤偶尔会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他任由头发变得灰白，这在中国是不墨守成规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上了年纪的领导人都会把头发染得乌黑油亮。另外，他会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与西方人单独见面，而在中国这通常是个禁忌，因为中国官员希望能有目击者在场，这样就可有人作证他们没有泄密。
过去一年间，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擢升刘鹤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同时，刘鹤进入了由20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讨论主要政策决定的地方），职位相当于部级领导人。另外，刘鹤还是发改委副主任。
在刘鹤的领导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搜寻经济信息方面亲力亲为，这进一步提升了刘鹤的影响力。山东省官员透露，今年6月初，刘鹤派检查人员前往山东省，了解大型工业公司的状况，其中包括一家卡车生产商和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但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今年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
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蔡昉说，制定规划的人是不能谈规划的。他曾为修改农民工政策提出建议。蔡昉说，一般他们甚至都不承认自己负有制定部分规划的责任。
参与了相关工作的学术人士说，今年9月中旬之前，刘鹤的团队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北京大学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习近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委员已经完成了主要“政治活动”。
过去，中共每五年举行的秋季会议曾多次标志着重大变化的出现。文革结束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利用1978年的会议战胜对手，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1993年的会议则表明国有企业将开始依照市场原则运营。
在金融领域，刘鹤能够依靠颇有影响的盟友，尤其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刘鹤与周小川合作多年。今年6月，两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道放慢向所谓的“影子银行”放贷的步伐。经济学家们担心，影子银行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可能产生坏账，存在引发一场金融危机的风险。
据了解讨论内容的人士透露，银行没有按照秘密向银行发布的指示，没有转而向小企业和新建高科技企业放贷，这令刘鹤和周小川感到失望。央行策划了一场“钱荒”——放任银行彼此借贷的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上升到高达30%，造成信贷枯竭——以促使银行服从央行的愿望。
刘鹤还曾支持过周小川有关允许外国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允许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计划。
今年5月份，刘鹤延请方星海帮助起草金融改革方案。方星海是上海的一名高级官员，是上海旨在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努力的领军人物。党内人士认为，刘鹤选择方星海是为了实现放松对跨境投资的限制这个目标，因为方星海在上海任职时曾帮助使资金进出中国变得更加容易。方星海是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官员，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此类改革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前央行顾问余永定。他们说，开放金融系统将使中国更容易受到进出中国的资本大幅波动的影响。
即便是刘鹤的同盟也说，刘鹤旨在增强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竞争的努力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一些参与制定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说，此次会议不会针对国有行业提出重大改革计划，尽管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据世界银行官员以及其他参与人士说，去年刘鹤为世界银行以及中国政府一个知名智库制定的经济改革议程提议提供了指导。这份报告的标志性建议是：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参与制定这份报告的官员说，由于遭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国资委对此不予置评。
自那以来，刘鹤和其他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与美国等国就要求中国开放封闭行业、引入更多竞争的条约进行磋商。
今年6月份，刘鹤向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号人物利普顿(David Lipton)抛出了有关推进贸易协议的问题。利普顿曾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时候，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说，其他中国官员已明确告诉他中国愿意重启拖延已久的围绕一个将放开投资限制的协议的磋商。
双方在6月份同意重启相关谈判。中国说，中方将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除双方约定好的某些领域之外，允许外商在任何领域投资。
尽管这种谈判可能持续数年，但中国做出的承诺可能会倒逼国内进行一些改革。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但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有企业被迫关闭。
刘鹤曾与朱镕基共商经济政策，并且与朱镕基在如何推进改革方面有类似的想法。刘鹤2010年对财新《新世纪》杂志表示，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黄益平说，刘鹤很有耐心，中国官员愿意用各种方法来说服改革的反对者，这是渐进改革的特性。(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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