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面对中国即将迎来的历史新拐点，”阎学通说，“中国应实践公平、正义和文明的普世价值，并以此建立新的国际规范”，他还引用中共领导人提到的“民族尊严”和“公平正义”两个关键词，来倡导中国未来需要建立的国际规则，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真正的尊重。
7月底，大陆国际关系领域知名预测专家阎学通再次推出新书《历史的惯性——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对2023年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许多大胆预测。
身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的办公室处处体现出其与国外决策层的紧密联系。除了与二十来位国际政要的合影，在办公桌一侧的墙上，还悬挂着新加坡前总统纳丹用毛笔撰写的一个醒目的中国汉字——“空”。
作为在1989年后第一个归国的留美政治学博士，阎学通在近年来不断提出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亟待创新”的思考。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于2008年将其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
其领衔下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研究院近年来的大型活动也吸引外界目光：该院主办的大陆首个高级别、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世界和平论坛”所邀嘉宾涵盖多国政要和智囊团；“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更吸引了来自大陆、港澳台地区等高校和智库的上千名学者，同时进行上百场小型讨论会。
阎学通常被外媒称作强硬的“鹰派代表”，或者是“新共产主义者”。他曾强烈建议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也直言“中国并非不能干涉他国内政”。
颇具玩味的是，在清华国关学院呈人字型分布的办公室中，一边大部分为偏自由派的学者，而阎学通则在另一边，并且是最靠里头的一间。
阎学通称其早已习惯强硬言论带来的争议。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他不自觉地向前挪了挪身子，反问道：“请问什么样的话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随即自问自答：“只有废话。恰恰因为我不写废话的文章，所以争议多。”
像诸多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又拥有一定国际视野的“老三届”一样，溯源中国传统文化以求创新之路似乎成为这代人绕不开的宿命。2004年，阎学通选择研习的对象是被称为“儒家异端”的荀子，其解释称，“相比孔孟和韩非子等人，荀子的思想更为实用。”但他也坦言，由于蹉跎岁月造成的知识结构欠缺，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古文理解能力不足，后来将这些应用于国际关系理论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遗憾的是，“两者之间始终未能找到平衡点”。
“面对中国即将迎来的历史新拐点，”阎学通说，“中国应实践公平、正义和文明的普世价值，并以此建立新的国际规范”，他还引用中共领导人提到的“民族尊严”和“公平正义”两个关键词，来倡导中国未来需要建立的国际规则，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真正的尊重。
必须承担预测带来的风险
凤凰周刊：你的新书名为《历史的惯性——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在如今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理解这个标题的意思？又为何选择以十年为节点来预测大国关系？
阎学通：很多人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是所谓的“日益复杂”“复杂多变”，似乎是不可知的。实际上，我认为不管从长期的历史还是短期的一个发现看，它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别从历史的长期和短期进行比较，会发现短期历史发展是在一个轨迹上，不管你认为历史是循环的、线形的亦或歧异的。好比说一棵树长到八丈后什么样我不知道，但在它往上长一寸的时候，是可知的。
比如说，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崛起和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时都有人预测美国衰败，但后来被历史证明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因此，美国国内一些学者反对美国相对衰落的观点，在这些人看来，现在关于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败的观点将重复上两次的历史，即中国崛起不了，美国不会衰败。但我认为，今后十年的国际实力对比变化将延续目前的变化方向，即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但中美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的趋势。
选择十年为预测的时间，是想建议大家根据眼前的情况和近年来的变化现实分析国际大趋势，而不宜依据主观好恶。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不是由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的，也就是说，十年内中国能否成为超级大国不是中国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中国是不是的问题。许多人不喜欢当年苏联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国家领导人、传统习俗、对外战略，但苏联是不是超级大国不是由人们是否喜欢决定的。
凤凰周刊：但只要是预测必定会有不准确性。我记得2008年你曾就“2000年来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一事，公开向读者道歉。当时引发了很多讨论。如何评价预测所带来的风险？
阎学通：预测错误的风险是每个预测者都必然承担的，承担错误也是应该的。在信息化时代，媒体报道铺天盖地。预测最关键的是对信息真假的识别以及其重要作用的判断。有些预测错误是逻辑上的原因，有些预测错误则是相信了错误信息的原因。预测不准确是个普遍现象，但有些人和机构预测的准确率比其他的高也是普遍现象。因此，我们关注的不是一次预测准不准，而是长期反复预测的准确率高还是低，关键是能否承认错误并总结经验，改进和提高。
当时对台湾问题预测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没想到中国政府当时已经调整对台政策的目标。我一直以为“统一”是目标，没想到在2008年3月有领导明确表示“我们对台政策的目标，是追求两岸的和平与福祉”。这就好比下棋时，我认为一方的目标是将死对方，结果下棋的人说：“我不打算将死它，我不想赢。”
一般而言，时间越短，事物发生质变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为什么预测十年之内的国际形势变化可靠性大于对二十年的预测。以2003年为终点，1993年时，人们根本预测不到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到2003年时，就开始讨论中国何时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98年我出版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受到许多批评，人们认为中国崛起不了。但如果我在2003年出这本书，估计就没人批评我了。
中国不应该对美国“东施效颦”
凤凰周刊：有学者对你提到的“中美之间是‘假朋友’”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大国之间的一种策略，是否你对这个问题有点太较真了？
阎学通：我说的“假朋友”，实际上既是状态又是策略，是一个具有二象性的概念。作为状态，它就决定了两人关系往坏了走，作为策略就决定两人关系往好处走，这样才能解释为何中美关系有大起大落的波动。如果它仅仅是个策略，那双边关系应该只好不坏。这个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既能解释双边关系为什么一会儿好，一会儿又不好。
目前中美没有可能成为真朋友。我很早就指出中美具有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道理讲，即便国家间没有永久的友谊，但双方共同利益的一致性是可以保持的。
凤凰周刊：你在微博上曾提出“应分析美国的制度优势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保的关系”。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集体领导制度优于美国总统制”，引发很大争议。你怎么看制度优势的说法？
阎学通：谈到美国的制度优势，即被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它有一个纠偏机制。意思是领导做了错误决策，到了一定程度时，社会的反对力量能够把它纠正过来，甚至通过重新选举换领导人的方法来改变政策。我认为美国的制度的确有一定优越性，但它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太少。尤其在近五年内，美国几乎没有大的政治改革。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制度与时代越来越不相符。我们总说中国改革太少，与80年代比这个判断是对的，但你横向比就会发现，别的国家比中国改革得更少。
凤凰周刊：但是，制度是否在改革与是否具有优越性是两回事。
阎学通：其实这个问题跟网上讨论的话题类似，即认为中国制度必须比美国好，才能成为超级大国。我想问的是，制度差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你愿意要哪个制度这是一件事，至于这个制度本身能不能让国家实力强大，是另一件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与美国相似，都成不了超级大国。
有个美国学者写文章举了两个反例，看看人类历史上到底是自由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快，还是不自由的快。他举的近代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制度不好，但是它先搞出了导弹；苏联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但是它先把人送到太空！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所以有人就误以为美国的所有做法都是好的，这跟“东施效颦”的原理一样。
凤凰周刊：你在预测十年后的世界格局时，谈到世界将走向中美两极。这个提法一方面似乎挑战了长期以来国内多极化的说法，有人质疑这会不会是另一种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想从全方面与美国抗衡不是十年能达到的，因为中国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没爆发。请问这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阎学通：依据在于中美两国的实力都远远超过其他的普通大国，即便两国实力在未来十年都是萎缩，但只要他们萎缩得比其他大国慢，保持前两位的实力地位，依然可以形成两超格局。超级大国和普通大国是一个比例的关系，不是绝对量的关系。有些人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将“超级大国”与“霸权主义”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超级大国”是指一个国家有超过普通大国实力的状态，而“霸权主义”是指采取欺侮弱国的政策。超级大国可以采取霸权政策也可以不采取霸权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王道”与“霸道”之争，争论的核心是一个超级大国应采取王权政策还是采取霸权政策。
有人误以为只有实力与美国完全一样才是超级大国。当年苏联的综合实力也没达到美国水平，苏联照样是一个超级大国。我预测十年内，中国将成为和美国同一个等级的国家，即都是甲级队的国家，而其他的大国只能是乙级队的国家。同为甲级队国家，但中国的实力仍不如美国。
多极化从9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说了20年，但现实层面中，我至今看不见哪里有第三极乃至更多极。人们误认为他们希望朝什么方向推动，世界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但目前的情况是，这棵树现在就只长了两只主干，其他的都是小杈，十年内都成不了主干。
凤凰周刊：但这样会不会把国内形势看的太乐观了，毕竟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内的情况不会影响这个预测么？
阎学通：我并没有把国内形势看的太乐观，我只是把国内形势“黑箱化”，即它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控制这个变量，将它的影响设置为零。改革只要按过去十年的速度往前走就行，是个常量。即便国内环境有变，我也不认为会产生让中国全面倒退的影响。
不干涉内政受“不当头”心理影响
凤凰周刊：你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不结盟政策。今年上半年你曾提出中俄结盟的观点，但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将坚持不结盟政策。你如何解释这个观点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阎学通：由于中国对自己上升的国际地位的认识和客观实际情况不一致，所以国内形成了一种普遍心态，认为盟友不可靠。这是严重的弱国心态。强国不会问盟友是否可靠，而是让同盟国觉得自己可靠。俄罗斯现在不积极，是因为它现在是弱国，它想在两个超级大国间迂回，所以这就要求中国去努力，争取使俄罗斯成为盟国。
现在有人用“支点性战略国家”的概念代替“结盟”，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在中国周边，可以找出十几个这样的国家。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有没有国家愿意与中国结盟，而是中国愿不愿意结盟。先得有当丈夫的意愿，然后取谁当老婆才有讨论的意义。
不结盟的另一个阻力，在于人们担心世界会回到冷战。但实际上，结不结盟决定不了冷战是否发生。冷战最重要的条件是两大国之间不来往。现在中美两国之间交往如此紧密和广泛，靠什么制造冷战呢？
凤凰周刊：提到冷战，你一直提倡要分清孰敌孰我，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阎学通：我提出这个问题是针对中国目前流行的外交理念，叫“全球化下无敌友”，即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下还区分敌人和朋友就是冷战思维。中国不分“敌友”策略，执行的结果证明，坚持不分“敌友”的策略不利于中国建立友好的国际环境。不分“敌友”的结果一定是朋友减少，而不会增加；因为不分“敌友”不会把敌人变成朋友，只会把朋友变成“不是朋友”。
凤凰周刊：与之相关的，中国是否需要改变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阎学通: 不结盟是指中国不给别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干涉内政是说不干预别的国家内部的事儿。后者也是个大问题，主要是受“不当头”观念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矛盾是，中国如何做负责任的大国。很多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回避不了的。在国际事务中，不当头的国家怎么负责任呢？利比亚事件中，美国不当头，因此在国内受到批评——“你看弄成什么样子，最后我们大使都被打死了”！回避当头和负责任两者间的内在矛盾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如果不负责任，当下就会受到指责。利比亚问题上中国投弃权票，国际舆论说中国不负责任，谴责中国。到了叙利亚问题中国提出反对，没人批评中国不负责任，最多是说负的责任与西方不同。事实证明中国决策做对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是导致近10万人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国家在支持反对派上的政策变得犹豫不决了。
“不是民族主义来了，是中国人开始讨论尊严了”
凤凰周刊：你提出“中国政府要遵循公平正义原则，为弱国提供保护，是不期待直接回报的保护”。能具体举例说明么？
阎学通：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对中国来讲重要的是，其对外援助到底是以友好关系为目标，还是为了经济建设为目标。如果经济援助的目标定在经济上互利，这样的政策就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把平等互利理解为是综合性的，援助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友好关系，那么在中国遇到国际困难时，这些国家就会站在中国一边，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大国和小国合作，一定是以大国吃点物质上的亏为前提的，否则，这种合作是不可持续的。
凤凰周刊：有人会说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温饱还不能解决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给人家呢？
阎学通：这个问题问得好。长期宣传致富光荣的思想使人们形成要钱不要尊严的观念。“尊严”在我们国家本来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后来“致富光荣”把“尊严”从我国的价值观中挤掉了。温家宝在2010年新春讲话时提出“我们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日子”，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把“尊严”作为国家的一个目标或利益来看待。我们长期谈致富而不谈尊严，所以人们才有你所说的质疑。反过来讲，如果国家有穷人就不对外援助，那世界上还有援助吗？有乞丐的国家就不援助别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都不应援助别国了。
实际上，公平、正义、文明是可以超越西方提出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中国要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思想，首先要自己实践，如果自己不实践，这思想就没有用。比如，孔子学院面临的很大问题就是其所宣扬的儒家思想不是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人家就会质疑：“中国自己为什么不以儒家思想来当国家的意识形态呢？”
凤凰周刊：你在预测十年之后的中日关系时，认为钓鱼岛问题将不再引发激烈冲突。然而目前的形势下，很多人对中日关系并不乐观，认为不排除会爆发战争。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阎学通：2010年以来，东亚地区岛屿冲突的直接原因可归纳为两个。一是日本的相对衰落，另一个是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议的全面实施。在安倍执政期间，我认为中日关系应该不会改善，可能紧张程度还会增加。但中日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仍然较小。因为要发生军事冲突，双方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有一方没这么大决心，都打不起来。现在我看不出任何一方在未来十年内能下这个决心，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有些期望着中日之间发生战争的人，在我看来根本不是针对日本，而是他觉得生活很单调，或者对社会不满，就希望坏事发生。
凤凰周刊：自从去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以来，越来越能感受到中国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让外界产生担忧。如何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阎学通：我觉得这不是你们的实际感觉，而是媒体喜欢说中国民族主义强烈。现在不是民族主义强烈了，而是中国人从不讨论尊严到讨论尊严了。当时温家宝提出“尊严”的说法时，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理解不同。西方媒体说“中国准备要使用武力了”。因为尊严只有靠武力才能获得，钱是买不来尊严的。而中国媒体则说是“百姓要赚更多钱了”，因为钱多了才有尊严。
事实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但说法不同。用在别国就是民族主义，用在本国就是爱国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是属于弱的，我去美国夏威夷看表演，歌手唱着唱着就会喊起来，“嘿，一战的英雄们站起来！”一会儿又喊“二战的英雄站起来！”在中国会有歌手说“抗美援朝的英雄们站起来”么？咱们国家哪儿来的民族主义？如果说中国民族主义强烈，那是我们自己夸自己呢。
“我们需要智库多元化，而不是主意多么高明”
凤凰周刊：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外界常常将中国的外交部部长与美国国务卿的地位对比，认为咱们不具备同样的权力，因而对外政策的决定总是太过神秘，很难捉摸。你如何看这种说法？
阎学通：外界常常这么说，美国国务卿在他们的行政系统中排第三，那你们呢？但我想，各国制度不同，不会因为美国国务卿排第三名，其他国家也要这样做。俄罗斯、日本、法国很多西方国家的外长都排不到第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关于外交政策的更多公开讨论——不光是关于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外交原则的讨论。有人说韬光养晦是个战略，不是战术，因此要坚持下去。这就很奇怪了，战略不让大家知道，这个战略又怎么执行呢？既然是战略，就要让各级充分讨论，落实。这不应该只是少数人讨论的范畴。
凤凰周刊：我们也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所谓的智囊团数量不多并且发展不明显。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十年内，中国能建成相对成熟智库体系进而影响外交决策么？
阎学通：正是由于我们智库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这届中央政府特别强调要加大智库的建设。过去20年来中国的智库建设有一定的发展，但目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多样性不够，可供政府选择的政策建议太少，现在很少人能说中国哪个智库是保守主义，哪个是自由主义，形不成观点上的对立。
美国的智囊建设效果较好，原因之一是私营资本的介入。比如传统基金会和布鲁斯基金会观点截然相反，是由于他们代表的利益不同。相应地，美国智库提出的建议多样性很强，可供政府选择的余地比较大。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智库的多元化发展，而不是智库的主意多么高明。
今后十年智库的发展是由国内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智库建设的指导原则要合理。让所有大学都搞智库建设肯定不符合客观情况，因为大学中懂政策的老师很少，有这个能力才行；第二，要有机制让更多人参加到讨论中来，我们举办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有上千学者参加，而其他很多官方学术活动只能给几十人提供参加机会；第三，只靠政府不够，要有企业参与，这也需要政府的鼓励。目前比较无奈的是，中国不论国有还是私营企业，对智库建设都没什么积极性。很多人只想花钱建立上层关系，不愿花钱搞研究。
（实习生陈光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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