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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内参差一点关闭了股市
导读：人民日报总编室把这个反映情况的材料中关于采取措施的部分去掉了，只把前面骇人听闻的炒股狂热的情况列举出来，说深圳市股票市场炒股狂热，已经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都去炒股，暴利极高，连香港红灯区的老鸨都不做了，改去深圳炒股。
1990年六七月间，正当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当时《人民日报》驻汕头、珠海和深圳经济特区的首席记者王楚，写了一份情况报告，反映了当时深圳股市一些热闹情况。据王楚事后表示，他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说明，深圳有这么一个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的苗头，市政府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的用意只在引起社会注意，这是改革产生的新东西，应该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不能这样继续狂热下去，别让已经经历三年风风雨雨的股市走上歧途，断送这辉煌的改革试验。
1990年2月至6月的狂热暴涨阶段
自1990年2月以后，市场突然出现异想不到的狂热。公众投资意识突然增强，市场供不应求，交易异常活跃。成交量1-3月为3600万元，4月3100万元，5月份已达1．17亿元，6月份骤增至2.6亿元，上半年达到4.44亿元。深原野股票1990年3月按面值10元发行，6月底最高价54.5元。先前被视为“疯子”、“傻子”的人们，现在都成了十几万、几十万元富翁。
到1990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176.78 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了784%；4月拆股后，6月末又上涨到每股24.85元，比4月时的价格上涨598%。截至6月底，其他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30%；万科股票每股7.1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613%；安达股票每股8.76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76%；原野股票每股53.21元，比发行价格上涨432%。
当时，文章写出以后，深圳市政府秘书崔林找到王楚说，这篇文章肯定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这将会给起步不久的深圳股份制改革造成很大压力。于是建议王楚，是否通过组织程序，请主管市长审阅一下再决定。于是王楚将稿子送交主管副市长张鸿义审阅，张鸿义觉得也应当给股市敲敲警钟。深圳股市能发展到今天这局面，很不容易，如果像眼下这个炒法，股份制改革将毁于一旦。因此，签字同意王楚在内参上发表。
但是没有想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把这个反映情况的材料中关于采取措施的部分去掉了，只把前面骇人听闻的炒股狂热的情况列举出来，说深圳市股票市场炒股狂热，已经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都去炒股，暴利极高，连香港红灯区的老鸨都不做了，改去深圳炒股。
当时人民日报总编室把这个情况反映改写成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346期，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内参，报送中央领导。结果有五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这份《情况汇编》上作了批示。有的讲，股票这种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在中国泛滥下去，应该立刻关掉；有的则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得知此事后，最担心的是怕因此被人上纲上线，像一盆冰水彻底扑灭了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证券市场星星之火，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两人想，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决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了。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当时国务院的正副总理都批示，请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90年7月3日至7月17日赴深圳进行调查。并提出了“维护股权中公股的主体地位”、“对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股票买卖应作出明确的限制规定”、“严禁特区以外的内地企业、单位和个人参与深圳市交易活动”、“提高印花税和个人股息收入调节税率”等建议。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这是此后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规定的由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11月，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谈话。
1990年11月28日珠海特区十周年大庆时,江泽民总书记在主席台上对刘鸿儒说：在回京的途中我们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照片由刘鸿儒提供）
据刘鸿儒的回忆：“1990年11月份，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江泽民主席带着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庆典。庆典的主席台上见到我，他说：鸿儒，咱俩回北京的路上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反映的问题。我就要求一条，改革来之不易，试验点不能撤销，可以不扩大。我说‘你相信我们这些人是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市场的路，但是你要允许我们试验，不能给我们扣政治帽子。因为我们都没干过，出了点问题就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好做。所谓政治帽子就是说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搞私有化啦，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等，这个不行。’后来他同意，下飞机之前，他说咱们定了，继续试验但不扩大。”
1990年11月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和刘鸿儒进行了2个小时推心置腹的交谈。（照片由刘鸿儒提供）
正因为此，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建议中才会提出：“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
其实，在处理这个“内参”的前前后后，蕴含着的是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其实至今还遗留着当时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试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投机赌博？……
这种争论，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的、还是针对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冲突发生之后、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在证券市场因为地方利益的冲动引发的市场震荡时，达到了极其激烈的程度。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争论中，证券市场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却是：80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各类股票的发行，已经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钱圈进了各类企业、国库和市场，于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意味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其实，这才是中央政府当时踌躇不安、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不然的话，就像1999年中央政府断然关闭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组成的STAQ和NET两个法人股流通市场一样，证券市场在诞生之前和发展过程中无论哪一次挫折都很难保证其继续生存。这也就是政府在2001年以后下决心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根本原因，需要市场听政府的话，就必须有受控制的机构投资者队伍。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默认的、互相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可以控制机构，但却担心百姓失控。至此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过程中，不自觉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进。
这种博弈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中或是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
转折发生在1992年。
邓小平南巡，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于是，中央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证券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就此基本停歇。
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问题。这时，才真正为证券市场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
从此之后，中国的证券市场才算在政治上真正有了相对长远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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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9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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